章士钊与中国近代报刊“通信”栏的创设——以《甲寅》杂志为核心

中国近代报刊的"通信"栏,为章士钊主持的《民立报》、《独立周报》和《甲寅》杂志首创。"通信"栏的设置,既吸引了众多青年思想家和学者名流参与,又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发表言论的平台。它加强了编者与读者之间的思想互动,也反映了"通信"栏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的互动。在一定意义上,《甲寅》"通信"栏不仅推动了民初报刊公共舆论的发展,而且对于《新青年》"通信"栏及其所讨论的问题也具有引领和先导作用。

《新青年》“通信”栏:触摸新文化倡导者“心灵脉动”的一扇窗口

通过《新青年》"通信"栏触摸新文化倡导者的"心灵脉动",可见陈独秀"自信"中的"悲观",钱玄同"偏激"中的"自谴"与"赎罪"意识,以及胡适对自身在《新青年》上与陈独秀不同的"角色"定位。这些,一方面反映了五四新文化倡导的艰难而给人以沉重之感,更主要的是,明显可见这些新文化倡导者鲜明的文化个性和变革取向的差异,而他们之所以集拢在《新青年》,无疑是"五四"的感召。

《新青年》与《甲寅》月刊“通信”栏探究

章士钊在《甲寅》月刊设置"通信"栏具有开创性。《新青年》的"通信"栏以及从形式到编辑策略等方面都沿袭了《甲寅》月刊,且又发扬光大。"通信"栏开启了编读互动和质证解疑等风气,实践了刊物开放自由的宗旨与风格,扩展了刊物的自由舆论空间和媒介影响力。通过对此栏目的探究,不仅考察和梳理两刊物之间的渊源关系,同时对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新文化运动的形成与发展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新文学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

本文目光关注见证“《小说月报》革新”事件的接受群体——“新文学阅读圈”中新文学读者,以其在革新最初几年的12-14卷《小说月报》“通信”栏中与编者的对话,得出《小说月报》“读”与“编”之间一种类似“我们”与“先生”的关系。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的形象及刊物自身形象定位及其背后的原因;置于新文学读者的关注之下的《小说月报》在新旧文学观念上的纠缠反复均成为《小说月报》办刊方向调整中的须加考虑的潜在背景。

作为“受害者剧本”的《沉沦》——从“自叙传”谈起

1921年10月《沉沦》于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小说作于郁达夫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期间,而内容则取材于此前他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的一段经历。此作依托于作家本人真实经历的情况早在作品发表之初就已为人所察,如茅盾在《小说月报》“通信”栏目中写道“:《沉沦》中三篇,我曾看过一遍,除第二篇《银灰色的死》而外,余二篇似皆作者自传(据友人富阳某君说如此),故能言之如是真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