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著作权法上“通知-移除”规则的移植问题

在互联网技术突变的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领域所移植的他国制度存在在我国后续融入以及发展问题。我国著作权法上"通知-移除"规则移植借鉴于美国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在适用的过程中却产生了不同于美国的问题。在美国,权利人利用该规则打击侵权过度以致滥用,而我国的问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配合不足以致打击侵权不利。对制度来源国司法实践新发展的盲目引进可能与我国既有的法律制度冲突,并且不能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真正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观察理解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真正问题,有效整合包括本土的司法经验和学术积累在内的多种学术资源,进行有效的知识产出,发展相关制度,使移植来的制度更好地融入我国的法律体系与实践。

“通知-移除”规则在电商领域的新发展——以《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指南》为中心的考察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发布的《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指南》,为"通知-移除"规则在电商领域的适用作出了新突破。该指南的"通知-移除"规则共有11条,包括"投诉渠道""对通知与反通知的要求"和"电商平台经营者对通知和反通知的处理及必要措施"三大部分,其中主要亮点有:提高涉及专利侵权通知的门槛、明确电商平台的"信使"角色定位和"形式审查+明显不合格排除"审查标准、引入保证金机制作为多元化必要措施、要求电商平台承担不合格通知的反馈义务等。文章以审查指南的内容为中心,结合电子商务的特征及实际情况,探讨"通知-移除"制度在中国司法上的新发展。

“通知-移除”规则在专利领域的适用性分析

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将著作权领域的"通知-移除"规则应用于专利领域的做法超越了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地区)和知识产权国际新规则的保护水准。"通知-移除"规则的适用有其特定范围和条件,需考虑网络服务提供商对侵权行为的"控制能力""直接获益""监控成本"及"预期损失"等因素,"合格"通知即致认知是其适用的隐含前提。在专利领域适用"通知-移除"规则会引发诸多问题:难以满足有关适用前提,不符合效益原则并导致利益失衡、使网络服务提供商越位承担专利侵权实质审查职责、架空专利诉前禁令制度、引发"专利流氓"、阻滞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建议将"通知-移除"规则改造为"通知-必要措施"规则以适用于专利领域,同时增设配套性规定以平衡各方利益,但不宜引入"反通知-恢复"以及担保程序。

论网络服务提供者安保义务的边界及其构造--以《民法典》网络侵权规则的解释论为视角

《民法典》虽未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安保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中早已屡见不鲜,并被大量泛化适用。欲明确义务边界,首先,需厘清我国侵权法上安保义务学说的来龙去脉,理解该义务主体限缩、内容宽泛的独特性;其次,须从比较法入手,以交往安全义务的类型论为参照,明辨安保义务的基础法理,严格区分物权型与债权型来源。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顾及网络服务提供者技术中立的特点,区分直接与间接侵权场景,严格限定其安保义务的内容及范围;最后,还需将上述理论落实到《民法典》的规范层面,厘清网络侵权与违反安保义务规则的沟通机制,将安保义务嵌入网络侵权相关条文的逻辑结构,进而重构规则背后的法解释体系。

著作权法强制性过滤机制的中国选择

为了解决所谓的"价值差"问题,《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引入强制性过滤机制,将发现侵权内容的责任由权利人变成网络服务提供者,将"通知-移除"规则改为"通知-筛除"规则。欧盟的这一立法极具争议,被认为存在侵犯基本权利、损害竞争与创新等问题。美国也曾试图在法律中引入强制性过滤机制,但因受到互联网企业的强烈反对而终止。中国应着眼于提升本土互联网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能力,审慎对待"通知-移除"规则的改革,暂时不宜在法律中引入强制性过滤机制。

我国数字化作品信息网络版权保护路径

对于数字化作品网络版权的保护,从宏观维度出发,可以分为依法律手段和依技术手段的维权模式。从侵权行为涉及的各方主体这一微观维度来说,保护路径可以具体区分为:侵权行为人、网络服务提供商以及目标受众的追责模式。国外各国对此也进行了有益探索,其中法国“三振出局”法案既是法律手段的在网络版权保护路径方面的运用,同时也开创了通过规制网络终端用户行为打击网络版权之先河。而我国的“通知 - 移除”规则与“三振出局”法案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