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经》中“道”与“德”的关系

《道德经》中的"道"与"德"相伴相随,不可分离。本文打破通行本《道德经》"道经"和"德经"二分结构,从不同层次进一步梳理了"道"与"德"的内涵及关系。

当代中西方规范权力与资本关系的德法之道

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政商关系“亲、清”两原则以来,我国学术界围绕新时代政商关系抑或权力与资本关系的探讨日渐深入。由于中西方对待市场经济本质与作用的认知态度各不相同,致使其权力资本化的方式方法形同质异,资本权力化的生成路径迥然有别。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数字化条件下,中西方权力与资本之间的运演机制面临更加复杂的伦理挑战:就数字权力资本化而言,它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就数字资本权力化而言,也同样生成了类型各异的表现形式。为求解这些难题,必须对当代中西方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底线道德、伦理规则和法治原则进行深度理论辨析,正确处理好三大问题:以何种态度对待弱势群体是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道德前提,持续构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伦理规则体系,不断增强权力与资本良性互动的法治保障。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应对和求解新时代我国政商关系(权力与资本关系)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遇到的各种难题。

营销渠道成员组织德性与机会主义行为的关系——以OTA与酒店的关系为例

文章从商业伦理层面出发,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道德推脱理论将组织德性和道德推脱引入在线旅行社(OTA)机会主义行为模型中,探讨渠道成员组织德性、道德推脱、关系质量及OTA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关系。文章选择酒店作为OTA供应商,通过调查酒店相关渠道边界人员对OTA道德与行为的感知,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组织德性、道德推脱、关系质量及机会主义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OTA供应商感知角度来审视,OTA的组织德性负向影响该OTA的道德推脱;OTA的道德推脱正向影响其机会主义行为;道德推脱完全中介了组织德性对OTA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关系质量强化了组织德性对道德推脱的抑制作用、弱化了道德推脱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从商业伦理道德的层面丰富和深化了渠道机会主义行为的相关研究,同时对企业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系统论的角度论道与法(兼论德)的辩证关系

本文从系统论的角度探讨了道与法的产生、发展、功能、相互转换和作用机制的辩证关系,兼论道、法与德的辩证关系,以期管窥道、法及德的辩证关系及其在规范、教化人中的功能。法源于道,是道在社会系统中的映射。原始社会的习惯、宗教及国家社会层面的法和德,都源于自然的道。道是变化的,系统是发展的,从而产生环境与系统动态平衡的改变及新的道和法的产生。表现在社会系统上就是社会发展、变革和动荡,并进一步推动法的改进和新法的产生。环境的运动通过道维系,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及社会系统的功能则主要通过法来维系。后者是携带有关键社会属性的要素单元,即社会资源将环境中的道通过屏蔽效应和透镜效应映射到社会系统的结果。无论道还是法,其作用都是通过反馈系统实现的,它们都具有时滞性。道与法分别通过其规范作用为环境和系统的稳定服务。道与法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德与法一样,也是环境中的道对系统的映射。与法对人肉体的惩罚不同,德主要对人的意识进行规范。道、法、德都具有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和教化的功能,并通过模板机制和透镜效应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中发挥关键作用。

研究生导师基本素质与落实立德树人职责的关系探析——基于研究生感知视角

目的:探讨导师对立德树人重视程度及其基本素质与落实立德树人职责之间的关系。方法:选取各专业各年级的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结果:研究生导师对立德树人职责的重视程度与其基本素质与落实立德树人职责之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各项指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结论:应进一步增强导师的思政教育意识,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并提升导师的业务能力素质。

立德树人视角下“警务公共关系”课程BOPPPS教学模式探索

立德树人为新时代公安教育指明了培养方向与教育重点,是公安院校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与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将BOPPPS教学模式的六个教学环节应用于《警务公共关系》课程的日常教学中,基于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目标,遵循“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引导”的教育教学理念,目的是形成学生参与式、自主性、科学化学习方式的同时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法治意识、社会责任的应用型警务人才。

立德树人背景下导学关系现实困难与优化对策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导学关系和谐程度直接关系着研究生育人成效。新时代立德树人背景下,导学关系正面临严峻考验。该文从优化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制度,提升导师育人能力,探索导学对话机制,强化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意识方面,对克服导学关系现实困难提出应对策略。

高校师德师风现实困境、发生逻辑与破解之道(笔谈)

师德师风建设是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核心,是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保障,也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高校师德师风恶性事件频发,危机个案反映出系统性困境——导师与学生关系异化。高校研究生导师责任制强化了导师第一责任人地位,为导师带来“无限”责任的同时,也赋予其“无限”权力,为“剥削”的产生提供可能。同时,身处“被资本化”的教育环境与文凭社会,导师违背利益交换规则的低成本以及学生对于文凭的渴望与需求为学术压榨的出现提供了机会。导师本就在“知识-权力”话语体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知识权力缺乏监管,职业道德缺乏约束等都成为高校教师师德失范的重要因素。在未来,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应回归到“忠恕之道”的文化视野,以制度构建明确导师责任边界,建立健全高校师德评价监督机制,增强高校教师师德透明度,增加师德失范成本,如此高校导生关系方能风清气正。

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词“道”和“德”看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其教学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被继承和弘扬,新时代的发展环境更需要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我们应当从传统文化的核心词“道”和“德”入手,“道”和“德”与“仁、义、礼、智、信”共同构成传统文化的核心词,对“道”和“德”进行考辨和诠释,揭示其现实价值,尝试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并说明其对教学的启示,为文化自信增添新的内涵,为文化强国和教育强国奠定人文基础。

课程思政的“术”“学”“道”及其关系分析

课程思政要取得立德树人的教育效果,离不开从理论上并在实践中深刻把握“术”“学”“道”的科学内涵及其辩证关系。“术”是指各类各门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深度挖掘之“技术”、有机融入之“艺术”和动态发展之“战术”;“学”是指专业课程教学的学术性、价值引领的学理性和课程育人的学科性;“道”是指教师“明道”“信道”和“传道”。在课程思政中,既要善用“术”,也要保证“学”,更要契合“道”,并在实现“术”“学”“道”三者互构、互补、互彰的基础上,以术弘道、以学讲道、以道御术统学,从而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育人目标。

艺术创新与道统阐扬:论《元和圣德诗》的典范价值

《元和圣德诗》作于韩愈创作《原道》、确立儒家道统观之后,因诗中有行刑场面的血腥描写及“颂圣”的内容,历来的唐诗选本多不选录,当代研究者也很少关注。诗歌称颂唐宪宗平定藩镇叛乱、重振帝国雄风之“盛德”,具有“诗史”性质。在艺术上突破了“颂圣”诗的传统写法,创新特征鲜明。其中“以丑为美”的血腥描写意在“震慑藩镇”、表现“尊王攘夷”、维护皇权的道统观;“以文为诗”的破体探索是为更好地阐扬道统所采取的表现策略;尊经用典则从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了回归儒家正统的价值取向。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创新,皆服务于道统观的表达,而道统观则为前者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二者相得益彰,在思想与诗艺、复古与创新、尊体与破体、美与丑之间,匠心独运,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该诗不仅是韩愈将道统观与诗歌怪奇审美探索自觉结合、开拓新诗境的典范之作,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均应有一席之地。

由论衡相融到互补并立:从儒道关系看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儒道两家是中华传统文化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观念虽有所不同,但都是在中华文明的母体中孕育产生、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儒道互动得以实现的前提,而儒道在中华文明内部由论衡相融到互补并立的思想史呈现过程彰显着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儒道思想论衡主要表现在伦理价值冲突、人性论差异等方面,两家虽有所争执,但在相互碰撞中更加凸显了各自的特点和价值,体现出中华文明尊重差异的包容性。儒道思想相融得以实现在于两家中都有和谐共生的理念,同时在对理想人格与理想社会的共同追求、对世界本原的探寻、心性论等方面的融合具有历史持续性,为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动力,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使儒道思想互鉴相融、创新发展成为可能。儒道思想基于对至上之“道”的共同追求,在人生及社会模式层面呈现互补性,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等方面发挥各自优势,两家并立于中华文明这一有机整体,体现出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形成是建立在中华民族对事物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认知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上。

治道与信仰:明初佛道关系与五台山圣地崇拜的历史变迁初探

五台山作为沟通汉、藏、蒙民族联系以及教内显密之间学、修、证的重要圣地,一直以来在僧俗两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聚焦明洪武时期宗教政策以及永宣之际帝王对涉藏地区等少数民族宗教领袖的封赏、“赐号”以及五台山圣地“赐藏”等行为,揭示明初“治道”与“信仰”之间的历史变迁,阐扬帝王心态与佛道偏好上的差异化。总体而言,明初政治上谋求“远迈汉唐、参酌宋制”的宏图经权与宗教治理上对佛道二藏经典的接力重整,以及同一佛教圣地不同教派之间法、人、地的共情与兼容,对当下推进中华大佛教观视域下宗教内部和谐治理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

道医学心脑关系体用论及其临床价值——“心主神明”与“脑为元神之府”新解

作为传统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医学认为,“脑为元神之府”本义是指脑为无意识先天元神的储藏之所,“心主神明”是指心储藏直接承担精神意识活动的后天识神,元神与识神本质都是球状精微物质能量流,但精微程度迥异。脑“元神”与心“识神”是体用关系、一隐一显,二者体用合一、互通无碍,人的精神意识活动才能正常进行。道医学“心脑关系体用论”的临床价值主要表现在畅通心脑之间互通的道路、恢复心脑的体用生理本性两个方面。通过对张锡纯治疗“疯狂病”医案、刘一明“二黄丸”、孙思邈“磁朱丸”等方剂的分析,可以看出以此观点指导精神类疾病的临床诊疗简明实用,值得借鉴。

以德育人与以法治国关系探究——以高职德法教育为视角

在追求和谐社会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背景下,深入理解以德育人与以法治国的深刻内涵,是全面剖析两者间复杂关系的前提。德育培养公民道德,增强社会凝聚力;法治维护秩序,保障权利。两者相辅相成,德育为法治奠定伦理基础,法治则为德育提供制度保障。促进德育与法治协同发展需政策引领、教育改革、社会参与及国际借鉴。只有两者良性互动,方能确保社会长治久安与持续繁荣。

自觉性·关系性·天然性: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德性文化特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追求“人与自我”“人与他者”“人与自然”的“三和”。“两个结合”有效激活了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德性文化特质。省思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仁”“智”“勇”等德性文化的自觉性特质,才能实现“人与自我”之间的融洽;探微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民为邦本”“协和万邦”“身心合一”等德性文化的关系性特质,才能求取“人与他者”之间的和谐;激活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并育”等德性文化的天然性特质,才能达致“人与自然”之间的共生。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德性文化特质,诉诸我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实践并在这一伟大实践中不断形塑自身。

河口(三)水文站自动雷达波缆道测流系统流量关系率定分析

河口(三)水文站作为重庆、四川省界河流州河的省界断面控制站,中高水测流难度大风险高。为探究非接触式的自动雷达波在线缆道测流系统在河口(三)水文站的适用性,通过将全自动雷达波在线缆道测流系统流量与三年综合水位流量关系线流量进行关系率定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两者相关关系良好,率定流量定线的精度满足相关规范要求。全自动雷达波在线缆道测流系统能有校解决河口(三)水文站的诸多测流难题,可为相似情况的省界水文站提供参考。

从德性到规范:和谐医患关系建构的伦理思考

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是两种相互对应的伦理观念,两者的碰撞和融合推动了伦理体系发展。在医患关系问题上,从德性到规范是社会转型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必然选择。新时代医患关系建设面临片面强调医生的德性修养、医患之间伦理责任不清晰、医患之间缺乏信任与包容等伦理困境。为此,应当加强医生伦理制度化建设,明晰医患双方的伦理责任,优化社会伦理生态环境,实现从德性到规范的医患关系伦理重构。

“道”“德”“仁”“艺”: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基本内涵、养成路径与当代价值

君子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集中呈现和现实形态,儒家通过培养君子来传承儒家文化,进而实现其“修齐治平”“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和道德理想。君子具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基本内涵。道是君子的信仰和方向,德是其内涵和修养,仁是其德性的合理展开,艺是其现实载体,既凸显了君子作为“理想的人”的一般本质,又富有关切人伦日用的社会现实性。君子以“好学:学思并用”“克己:慎独内省”“力行:改过迁善”为养成路径。儒家君子人格思想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其人格范式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台阶式溢洪道相对流速和相对佛汝德数关系研究

台阶式溢洪道广泛应用于水利工程中,是研究的热点。流速和佛汝德数是重要的水力参数。将台阶式溢洪道流速、佛汝德数与对应光滑溢洪道的水力参数对比,引入相对流速、相对佛汝德数的概念,准确地反映台阶部分对水流流速及佛汝德数的改变。通过对0.5、1.0、2.0m3个不同台阶高度,坡度为38.66°的台阶式溢洪道进行试验研究,探讨了相对流速和相对佛汝德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非均匀流流态下相对流速和相对佛汝德数表现出良好线性关系,相关系数0.993 5-0.999 4。单宽流量不同,相对流速和相对佛汝德数对应直线斜率有明显变化,单宽流量大,斜率大;台阶高度对相对流速和相对佛汝德数表现出的直线倾斜程度几乎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