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道统”问题的研究综述

当前,对"道统"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从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来看还远远不够。学界从"道统"的视角阐释宋元明清学者思想新的一面,进而寻找儒学发展的新脉胳;探讨日本儒学、韩国儒学在近代化过程中"道统"观念的变化,进而理清文化从"一元独尊"到"多元齐放"的变化轨迹;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中正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正统文化的表述形态的异同,进而寻找文化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这些课题都将是颇具学术价值的。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

儒家“道统”观念影响下的书法史发展

儒家的"道统"观念对唐代以后的士人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唐代以后的书法发展。首先是在儒家"道统"观念的影响下,从唐代开始,理论家借鉴儒家"道统"观念构建书法发展史中的"书统"书法史谱系;其次是受到"文以贯道""文以载道"的影响,唐宋书家在书法实践中提出"书以载道",并由后世书家自觉践行,对中国书法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道统说”到“气本论”:韩愈和张载反佛思想的逻辑进路

韩愈和张载均是历史上著名的反佛斗士,在反对佛教、复兴儒学的历史使命上,他们的目标高度一致;但在反佛的逻辑起点、反佛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二者也有明显的差异。他们反佛思想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建构、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和批判继承的辩证思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韩诗佛辨——兼论韩愈诗歌之于唐宋诗风变迁的过渡意义

韩愈现象是一令人困惑不已的个案 ,其自身所构成的深刻悖论 ,成为后期唐诗发展史上的奇异景观。他以“攘斥佛老”自命 ,骨子里却与佛禅有着深刻、蒙昧未彰的纠结 ,在其“宣言”和“行为”中采取依违两间的姿态 ;韩愈获贬 ,尤其是南贬后亲和佛禅 ,是那个时代“贬官禅悦”的典型证例 ;韩氏以“道统”自任 ,其理论及其排定的“道统”谱系 ,也受了南宗禅“教外别传”和衣钵承祖认宗的启发 ;韩愈“独运其天才”所创“以文为诗”直接获益于佛经、佛经译过程 ;从“主情”以“韵胜”为主流风格的唐诗到“主理”以“意胜”的宋诗风格的形成 ,韩诗是两者间得体的过渡。

整体论视阈下的唐宋八大家研究

唐宋八大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所形成的散文风格被宋代以来的文人奉为圭臬。唐宋八大家在作品创作、文学理论、文艺批评、个人品行修为上取得的成果,以及将"道统""文统"有机地统一,使其成为中国古代一个具有较大影响的文学流派。运用整体论方法,发掘其文学价值、文化内涵和审美取向,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牟宗三之“三统并建说”

面对全球性的现代化大潮,牟宗三致力于为儒学"开出"以科学和民主为主要内容的"新外王"。他认为,就特征来讲,西方哲学是"理性的架构表现",而中国哲学是"理性的运用表现"。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在形上层面由"理性的运用表现"通过"曲通""转出""理性的架构表现",而此"曲通"即是"良知的自我坎陷"。进而,为了在现实层面促进科学与民主,牟宗三提出了"三统并建说",主张通过"肯定""道统"以稳住儒学之传统慧命,"开出""学统"以建立科学知识,"继续""政统"以确立民主政治。在这"三统"当中,面对现时代之需要应以"学统"和"政统"为主,但"学统"和"政统"的根本还在于"道统"之"肯定"。

永历王朝耶稣会士“适应政策”的乖舛与败因——从贵州安龙现存永历政权的遗物谈起

将中西史料以及作者在贵州安龙发现的南明永历王朝与天主教遗物结合,集中论述了明清耶稣会士上层传教适应政策及其活动的过程与特点,认为从其同政权上层建立关系起步,到卖力介入王朝军政要务,却落败于封建专制政统,均由于"貌合神异"的原因,因而耶稣会士的基督教"道统",不仅无法适应中国封建专制政统,而且也无力抗衡封建专制道统。

简论民国初期报人职业意识的转变

职业意识是报人的观念体系和新闻价值观,是影响其新闻工作的内在因素。民国初期,因社会的动荡和转型,知识分子报人的社会地位及职业意识都发生了相应转变。为了实现通过言论控制社会舆论来接近"政统"、影响"政统"的目的,知识分子报人开始寻求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泰州学派与中国通俗文学的繁荣─—兼论李贽的“异端”学说

明代中叶，泰州学派兴起并在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泰州学派的兴起对中国儒家“道统”思想是一次强有力冲击，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却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它支持和促进了中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至此，历来作为主流的抒情文学开始衰退，被文人士大夫备受冷落的通俗文学则成了明代文学的主流。本文通过对泰州学派哲学思想的分析，指出泰州学派的哲学思想是通俗文学发展的基础。

真德秀文学思想论

真德秀的研究长期冷寂,文学的真德秀更无人提及,《文章正宗》则时常视为障碍文学发展的反面教材。从儒家体用观出发,可以勾勒出文道、文气、文统为中心。

论“韩李”之学与理学滥觞

宋明理学的产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然溯其源头可至唐中叶的韩愈和李翱。韩愈站在时代的高度,痛斥佛老,力图重振儒学,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道统"论和"性三品"说,其道统思想上承孔孟、下启程朱,开宋代理学道统论之先河,是承前启后,联结两端的中间环节。与韩愈亦师亦友的李翱修正了韩愈的"性三品"说,提出了"性善情恶"的"复性"说,这不仅开启了理学心性论的先河,也为宋代理学融合三教做出了表率。据此而言,以韩愈和李翱为代表的儒学复兴运动,可以算是宋代理学的先导。

董子研究的一部力作——评《天人衡中——〈春秋繁露〉与中国文化》

在先秦两汉儒学史上，董仲舒是公认比较难懂的一位儒家人物。其代表作《春秋繁露》文字佶屈，旨义晦涩，要真正理清其中的逻辑脉络，难度不小。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已不同于孔孟时代。春秋战国之时，政治上的失序往往导致思想与言论的放...

荀子对孔学的继承与发展及其与孟学的异同——兼述《荀子》应由“子”入“经”

中国儒学史上,承孔门七十子之后而对孔子思想有所继承发展,并对其后儒学有着深远影响的,是孟子和荀子。作为战国晚期的儒学宗师,荀子不仅肯认在孔子思想中具有核心性意义的仁学,并着重对孔子思想中的礼学有重大发展,而且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均予以高度重视,在经学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传承和弘扬的作用。他的思想与孟子虽有异同,甚至差异性大于相同或相通性,以至长期以来人们多以为他们的思想截然有异,扦格不入,而高扬孟子之学的宋明理学家更将荀子摈斥于"道统"之外,近世谭嗣同等启蒙学者则以为秦汉以来帝王专制之学皆荀学,故对荀子大加贬斥。但事实上,孟、荀之学都是由孔学发展而来的,都是对孔子思想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今天发展儒学,重构儒家道统,必须孟、荀并重,内外并举,统合孟、荀的实践方法,这就应将《荀子》由"子"入"经"。

经典诠释与道统建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序说的道统论

孔子在整理《六经》的同时为之作《传》《记》《序》,而建构了从尧舜到周公的道统脉络。同样,朱熹也是通过结集《四书》并分别为之作序,重新建构从孔孟到程朱的道统谱系,最终完成了宋学的道统论。在《四书集注》诸序中,朱熹集中表达了他结集、诠释《四书》而重建道统的思想追求,推动了宋代道统论思想的成型。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诸序中,从经典文本、人物谱系、思想内涵三个方面,全面而系统地完成了新儒家道统论的重建。

宋初百年文道传统的缺失与修复

宋初四朝历时百年,文道传统的重建经历了从缺失走向修复的漫长过程,这一过程既与北宋皇权政治的重建同步,又面临着唐末五代以来文道久丧的惯性困扰。仁宗天圣以前,“道学之儒”和“文章之士”在“复道”和“兴文”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和积累。庆历以后,随着儒道实践主体特性的空前张扬,范仲淹、欧阳修等新一代文人群体将“复古明道”与修身、行事、立言结合起来,倡导以“道义之乐”为核心的文学理念,终于取得了文道传统全面复兴的辉煌成就,并开启了“宋学”先声。

三寸舌不坏的契嵩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六月初四日,大沙门明教大师契嵩,在杭州灵隐寺化寂,享年六十六岁。四天之后,僧众按照佛家的丧葬规矩,将契嵩的遗体火化。火化后,大家惊奇地发现,竟有六根骨头烧不坏,而且三块顶骨都各结出了舍利子。那舍利红白相间,晶莹剔透,象三粒大豆子。据佛教传说,舍利是难得的宝物,要不是大师生前佛法高超,是绝不会有的。僧徒们在火堆边继续寻找,看看还有什么遗物。一个和尚忽然发现,大师生前常用的木数珠,竟也完好无损;忽然,另一位和尚惊喜地大叫道:“大师的舌头！舌头还在！”大家立刻围了上来。只见大师的那根舌头,象生了锈的铁块似的,黑里透朱,坚硬挺拔,格外沉重。“一定是大师生前好辩,所以三寸舌头不坏。”僧人们议论纷纷,都这样说。消息立刻传了出去,而且一传十,十传百,不免越传越神。

新儒家道德哲学辑要

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收、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作为承继宋明儒家内圣之学发展而来的新儒家之“新”,首先在于吸收西方哲学的某些内容和方法,从形而上学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