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

综观日本"郑成功文学"形成、流变及其研究态势可以看出,江户时期是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先声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反映出强烈的国家主义意识;明治、大正及昭和前期(1945年以前)为发展期,相关文学作品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战后"以来为繁荣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摆脱了"战前"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以历史小说创作为主,"海洋"因素融入其中。日本"郑成功文学"的研究态势体现在《国性爷合战》文学文本的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的戏剧视角研究态势、日本"郑成功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态势、《国性爷合战》翻案剧的研究态势四个方面。

民族文化语境与中日“郑成功文学”郑母形象的变迁

郑成功作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母也备受中日学界关注。以中日"郑成功文学"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在民族文化语境影响下,中日两国对郑母的身份认同呈现出实像与虚像交织的特点,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变迁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差异。其中,作为日本代言人的女性形象为日本"郑成功文学"所特有,而自立的女性形象和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则是中日"郑成功文学"共有的形象特征。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母形象的形成体现了明显的时代、政治及文化印记。

民族与国家立场及中日“郑成功文学”中的郑芝龙

立足于不同的民族与国家立场,中日两国文人在“郑成功文学”中对郑芝龙的评价呈现出争议与赞扬并存的诸多样态。考察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的形象可以发现,郑芝龙的形象具体表现为:老一官的忠臣形象、海盗·海商的海上王形象、台湾开拓者形象和投降清朝的逆臣形象等等。中日“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形象的日本变容,体现在其忠臣形象与逆臣形象的两个方面。其中,老一官的忠臣形象为日本“郑成功文学”所独有,这一形象与历史事实完全背离。围绕着对郑芝龙降清一事的不同认识,与中国“郑成功文学”中郑芝龙鲜明的逆臣形象不同,日本“郑成功文学”虽然也言及郑芝龙降清一事,但却并未将其冠之以逆臣称号。

郑成功的海洋观与日本“郑成功文学”中的海洋思想

郑成功的海洋观主要体现在其于"延平条陈"中所提出的"航船合攻、通洋裕国"这八字方略上。梳理和研究中日"郑成功文学"可以发现:郑成功的出身及经历是其海洋观形成的必要条件;在郑成功海洋观的指导下,郑成功海商集团积极主动并卓有成效地展开了与日本及东南亚诸国的海外贸易,这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作为对"海洋郑成功"的文学再现,日本"郑成功文学"的发展演进经历了从江户时期海洋思想的缺失,到明治时期及昭和前期海洋思想的融入,再到"二战"以降泛海洋化书写的过程。郑成功这一逐渐被海洋化的文学史过程,一方面是郑成功历史行迹的真实反映,但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日本海洋殖民扩张的霸权主义野心。重新认识郑成功的海洋观和日本"郑成功文学"中的海洋思想,并非要求我们回到和采用"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模式,而是汲取其开放的全球化意识,将曾经单维、平面的全球化扩展到如今多维、立体的全球化。

郑成功之妻董氏与郑氏三代兴亡史之关联——以中日“郑成功文学”的董氏书写为中心

郑成功之妻董氏与台湾郑氏三代兴亡史具有深度关联。以中日"郑成功文学"的董氏书写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郑成功之妻董氏的女性形象呈现出贤妻良母的女性形象、理智冷静的女性形象以及台湾"西太后"形象的特点。在郑成功时期,董氏作为妻子,不仅发挥了妻子的责任与义务,还成为郑成功事业上的支持者;在郑经统治时期,董氏作为母亲,在协助郑经经营台湾的同时,也不忘郑成功的遗志,继续反清复明的活动,参与政策的制定与决议;在郑克塽时期,董氏作为祖母,是郑克塽继承郑氏政权大统的决定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