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时空演变特征及溢出效应——来自长三角城市与企业证据

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带动作用,建设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任务,这是深入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键内容。都市圈通过“中心—外围”结构促进要素自由流动,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市能级跃升的核心动力,这将对区域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跨边界或不同空间特征城市是否存在差异?何种原因导致了这样的差异?以长三角地区都市圈的丰富实践经验,将为越来越多加入现代化都市圈的城市提供怎样的经验参考?厘清上述问题,将有助于更深入地分析中国都市圈发展现状与形成机制,对城市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时空演变特征,聚焦都市圈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长三角全域,在都市圈范围内的城市经济发展均衡程度更高,并且都市圈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其次,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建了城市群层面的产业数据。为了克服内生性挑战,文章采用份额移动法构造Bartik工具变量,识别了都市圈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产业层面溢出效应。考虑产业关联效应的影响,文章检验了两地间产业结构相似度的作用,并发现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产业结构相似度越高,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越强。与此同时,受多个增长极与单一增长极影响的外围城市获得的溢出效应存在差异。由于受多增长极影响的外围城市能吸引更多劳动力,因而其溢出效应更为显著。最后,文章还发现都市圈空间溢出能够突破行政边界,这有助于地方政府协调,进而增强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为了加速培育和壮大都市圈,我们应积极发挥中心城市主导的溢出效应,以都市圈一体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同时,还应支持多中心多层级都市圈融合联动发展,深化都市圈合作与分工。此外,我们还需要创新都市圈城市利益共享合作机制,积极探索都市圈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打破条块分割,助力消除行政区之间的隐形障碍。

政府行为和技术创新如何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基于长三角四大都市圈的实证研究

当前区域间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现象突出,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基于2012-2022年相关数据,以长三角四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测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水平及区域差异;对政府行为和技术创新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探究不同地区呈现的差异。研究发现,加强技术创新对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过度干预则会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促进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缩小地区间效率差异;政府适度干预,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为导向,激励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改善实体经济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决策。在此背景下,合肥都市圈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梳理合肥都市圈的概况、发展历程和机遇,分析合肥都市圈发展的影响因素,从加强顶层设计、建设统一市场体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文化传承交融等方面,提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合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路径,以期为国内其他都市圈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长三角”都市圈公路发展研究的思考

本文以新的视野和高度，对“长三角”都市圈公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理念，使其研究的领域更为扩展更为深入。

长三角三大都市圈机场群与城市群的战略协同——基于数字化跃迁视角

文章基于2013—2021年长三角地区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和上海都市圈面板数据,先构建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再通过新冠疫情前后数据计算,分别对每个都市圈机场群与城市群发展指标总贡献、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比较分析,据此精准判定三大都市圈每年的耦合协调等级。实证发现:从空间上看,上海都市圈无论是耦合度还是耦合协调度,都始终高于南京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从时间上看,上海都市圈近九年来一直处于高水平耦合协调状态,而南京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在遭遇疫情冲击后,耦合协调等级显著下降。研究表明,后两者的机场系统和城市系统亟待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同时应高度契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路径嵌入并提高发展韧性。

高频关联的空间效应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影响——以上海-长三角为例

在以都市圈为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抓手的背景下,本文基于流空间和网络腹地理论,提出高频网络腹地和网络中心地概念,以上海-长三角为例,探究中心城市和高频网络腹地的相互作用空间效应、对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差异性影响及原因。首先利用跨城手机信令数据,划定中心城市的高频网络腹地;其次,确定其对应的网络中心地;第三,对比两者的社会经济变化特征,将空间效应归纳为相互促进、失衡布局、彼此消耗三种模式,对中心城市都市圈一体化分别产生积极推动、初步推动、削弱影响。差异性的原因在于,节点的自身发展阶段和节点间的相对发展水平限定了流的作用条件,导致节点间的功能互补程度不同。最后,根据以上规律提出促进正向空间效应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都市圈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模式综述

一、长三角地区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现状长三角范围内,国家发改委自2012年以来相继批复了《江苏省沿江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2012—2020年)》、《江苏省沿江城市群城际铁路建设规划(2019—2025年)》《浙江省都市圈城际铁路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等城市群及省级轨道交通规划,共规划都市圈轨道交通2 647公里,其中,以地方为投资主体的城际铁路1 280公里,市域铁路1 367公里。

长三角一体化下镇江精准对接南京都市圈对策研究——基于“宁镇”同城化下服务业经济对接路径选择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为新时代镇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镇江精准对接南京都市圈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比分析,本文认为应着重把加快服务业发展作为融入“都市圈”特别是“宁镇”同城化的发展重点,提出在信息、科技、教育、科技、文旅、消费等服务业实现与南京的精准对接,并进一步为镇江精准对接南京都市圈提出对策建议。

都市圈旅游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

旅游空间结构演变研究,对优化都市圈旅游空间结构、促进都市圈整体旅游地形成和发挥都市圈旅游空间效应与功能有重要意义。以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为指标,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和位序—规模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长三角都市圈旅游发展实际考察其旅游空间结构演变态势。结果表明,长三角都市圈旅游者和旅游收入空间分布趋向分散,各城市旅游发展相对差异不断缩小,其旅游发展趋向均衡化。长三角都市圈旅游发展实际也显示,其旅游空间结构呈现多中心、网络化和一体化特点。从长期来看,长三角都市圈旅游空间结构演变趋向高水平均衡。借鉴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认为以可达性、互补性和替代性为必要条件,以集聚和扩散作用为主要形式,以资金、技术、人员、信息和经验等的流动为主要内容,各城市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推动了都市圈旅游空间结构不断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演变。旅游企业扩张和旅游客流流动带动了旅游资金、技术、人员、信息和经验等的集聚和扩散,推动了都市圈旅游空间结构演变。

会展业与城市协调发展研究--以京津冀与长三角都市圈为例

会展业是当前我国都市发展的新要素和明星产业。利用TOPSIS法从城市规模、外贸经济、对外交通、城市环境、旅游发展和会展业发展6个方面综合评价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都市圈26个成员城市的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水平,并借助Arc GIS软件分析空间格局,进而探讨影响因素和协调机制。结果显示:(1)等级分布上,京津冀城市协调分布较为均匀,长三角呈现"沙漏状"两极化聚集的层次分布。(2)空间分布上,长三角为"一轴(宁、常、锡、苏、沪)两点(杭、甬)"优良协调、北部和中部失调的空间格局;京津冀为核心(京、津)优质协调、协调度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3)协调机制是会展业子系统与城市系统的同向发展过程,通过会展业子系统与相关子系统进行协调互动。

构建长三角都市休闲体育圈的战略设想

长三角地区文化同源互补、经济一体化、行政协调机制正稳步推进,都市生活圈已初步形成,有利于长三角都市休闲体育圈建设。认为:应着力打造城市休闲景观体育群、环太湖休闲体育圈、滨海休闲体育带和山水生态休闲体育特色区。建议: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产业化运作机制,承办大型体育赛事提高影响力,借助体育节培育休闲体育意识,树立文化生态品牌提升内涵建设,错位整合资源增强整体竞争力。

区域市场导向下长三角都市圈现代服务业的竞合发展

从服务业区位功能上,长三角大都市圈城市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体系:核心城市——上海;二级城市——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其他三级城市。从资源整合优势看,圈内现代服务业的竞争合作发展应以上海为核心,在上海优先驱动模式下,二级城市与之错位发展,形成水平分工。在该竞争合作发展模式下,通过制定相应战略加速圈内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长三角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分工必要性研究

长三角都市圈在近几十年中发展迅速,但因地区内产业分工缺乏协调性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从古典到现代的分工理论,均证明都市圈内产业分工、同一产业内分工的必要性。从长三角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分工现状和对国际成熟都市圈发展的比较分析中,找出长三角发展的差距和启示,以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协调发展。

长三角都市圈统一技术市场及其运行机制

在对长三角都市圈16座城市技术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聚类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长三角都市圈技术交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构建了长三角都市圈统一技术市场结构模型,从交易主体行为制约机制、技术中介组织机制、统一信息系统运行机制和统一市场监管机制等方面对长三角都市圈技术交易市场运行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

长三角都市圈联动发展的路径选择

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上海“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定位及一系列发展战略的确立,对于加强江苏沿江与上海之间的联动发展既有积极影响,又存在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长三角都市圈联动发展,既要充分利用上海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等方面的优势,紧紧把握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机遇,又要采取多种措施降低长三角合作中的磨擦冲突,积极促进产业分工和技术合作,推动长三角的持续协调优质发展。

长三角都市圈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检验：1991—2005

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收敛性理论为基础,对长三角都市圈16城市"八五"、"九五"和"十五"期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差异性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第一,长三角都市圈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存在条件收敛的特征;第二,期初的技术禀赋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影响很大,其传导机制是期初技术禀赋通过影响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来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第三,区域经济合作和各地政府经营城市行为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第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切忌对引进外资持盲目崇拜态度。伴随长三角地区国际化步伐的加快,FDI对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只有通过与政府相关政策的配合才能发挥显著作用。

长三角都市圈城市空间经济关系研究

本文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使用1981—2010年长三角16个城市的GDP数据,分别构建了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考察长三角都市圈城市间的空间关系。结论认为,长三角都市圈城市间存在较强的空间竞争合作关系,形成"两线两圈"式的空间效应体系;此外,上海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不足,与周边城市的竞争效应多于合作效应。

长三角都市圈空间集聚扩散效应研究

文章以空间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考察了长三角都市圈16个城市1981年至2010年间区域集聚扩散功能的演化,并将影响该功能的潜在动因划分为城市空间效应和总体经济增长效应。随后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研究证明,在过去近三十年间长三角都市圈呈现明显的经济扩散效应,这种扩散效应既是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之间存在空间竞争效应和空间补充效应的结果,也是部分城市存在空间总体经济增长效应的结果。

长三角都市圈发展广域产业集群的构想

基于长三角地区特殊的"产业同构"现象和已具雏形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圈城市体系的特征,本文提出在长三角大都市圈的特殊地理平台发展广域产业集群的构想。文章从概念、意义、条件、效率等各个角度论证了这一构想的可行性,认为以广域产业集群为组织形式,以跨地域企业集团、战略联盟、产业链垂直分工为组织内容,是长三角从产业层面冲破行政区经济的藩篱,实现区域范围内的产业整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

市场秩序扩展、产业高端攀升与长三角都市圈的成长

都市圈是城市经济演化发展的高级形态。产业集聚、市场扩展和开放型经济成长都要求构建新的经济空间组织模式,这是都市圈发展的内在动力。对长三角而言,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政府作用是推动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力量。市场化推动了市场规模扩大和分工深化,工业化促进了人口、企业和产业向城市的集聚,国际化使得长三角逐步纳入全球生产体系,政府的制度创新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竞争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