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研究综述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自出土以来,因时代特殊(东汉早中期),内容丰富,涉及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受到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为丰硕,主要涉及文字考释、简牍缀合、字体及书法价值、经济、司法等相关内容的研究。

东汉官文书文字所见古文字形体研究——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叁)为调查对象

文章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壹)(贰)(叁)为样本,穷尽性地调查了其中古文字形体的分布状况,对样本材料中隶古定字的历史来源进行追溯。样本材料所见含有古文字因素的构件可分为半篆半隶构件与隶古定构件,均以表义构件为主,除少数构件表现出较强的参构能力外,其余古文构件参构能力都较弱,古文构件参构字形占异体字样总数的13.7%。古文构件与古文形体只是大致相合,不存在严格对应性隶定形体,且总体朝解体方向发展,此过程中会造成点画增繁的异写字与换用构件的异构字。与同时期的东汉碑隶相比,手写简牍文字残留的古文形体更少,是更成熟的今文字,更能代表东汉时期人们真实自然的书写状态。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若干經濟史料初探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第一次揭示了東漢和帝時期仍然執行“度田”政策的歷史真相,它不僅使我們首次清晰地了解到東漢以“鄉别治掾”爲首的“力田”“長爵”和“小史”的基層“度田”組織,而且還透露了和帝時期“鄉吏”解决“度田”糾紛的具體辦法。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還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和帝永元十五年雇傭民力水路轉輸軍糧的嚴密管理體系,而且先秦兩漢時期的傳世文獻及出土簡牘未見記載之“船師”史料也得以披露,這些材料不但填補了東漢軍事史研究的史料空白,而且爲我們正確認識吴簡中“船師”的身份提供了强有力的證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該批簡牘還出現了具有明確紀年的有關債務糾紛的材料,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東漢債務糾紛處理辦法的認識。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象人”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象人",或作"像人""豫人",指的就是标注受害者创伤位置和程度的木俑(如J1③:218号)。这类木俑应属首次发现。从简文记载来看,在当时,"爰书"中有对受害者伤势的详细记录,并遵循一定准则,连同"象人"一并上报,即简文所谓"象人、爰书一椟",更为直观,是给伤人者量刑的重要依据。

“君教”文书与东汉县廷治狱制度考论——从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说起

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包括大量的狱治文书。缀合之后,简2010CWJ1③:201-2+2010 CWJ1③:261-18为“君教”类文书,记载了临湘县阳马亭长种杀官一事,简2010CWJ1①:110为一枚木两行,内容同样事涉该案。两处释文呈现了阳马亭长种杀官一事的前后案情。从文书行政过程来看,两份文书分别属于不同的行政环节。在这一治狱过程中,临湘县贼曹、狱的职能既有相通之处,亦有所差异。东汉时期,县廷诸曹功能逐渐突显,在这一趋势下,贼曹部分分割狱的治狱功能,在县廷诉讼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狱逐渐以议罪、收监为主要职能,且只有在临时派遣时参与案件的调查活动。临湘县这一治狱制度的变化是地方诉讼制度变化的一个方面,与汉魏时期地方制度的变革也有密切联系。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量词研究

在《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已公布简文中,共有量词50个,其中以物量词为主。这些量词既有以往文献中已见的成员,也有新出现的成员,有些量词还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从数量结构来看,“名+数+量”结构仍然占据主流,其他结构类型也有散见的用例。《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量词的使用情况,既可以为汉语史的断代研究提供材料,又可以为相关词典的修订提供参考。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舉劾文書初讀

兩漢的獄訟活動,以告劾和逐捕首開其端。[1]'劾'就是舉劾,在漢簡文書中,舉劾多由官吏發起,他們除了查明案情和逮捕案犯外,還負有提起訴訟和撰寫劾狀的職責。過去,西北地區的甲渠候官遺址中已經發現了漢代劾狀簡册的實物,前賢對此多有討論。[2]這次出版的《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下文簡稱《選釋》)收録了一件東漢中期的舉劾文書,[3]爲我們進一步瞭解漢代劾狀的形制和結構,以及當時司法制度的運作,提供了寶貴的材料。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的“格杀”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的东汉简牍(以下简称“五一简”)记载了多起格杀案件,包括一般主体的“格杀”和特殊主体的“格杀”。通过比较格杀诸案与龙格斫案中杀伤行为的差异性,可知五一简中的“格杀”指格斗时一方致使对方在保辜期内死亡的激情行为。这丰富了《二年律令》对“格杀”所做的立法释义,即“格斗而杀之”。在东汉县廷司法适用过程中,“格杀”的责任承担存在区别,行为人或构成“贼杀人”“斗杀人”。若官吏“格斫”他人,但保辜期内未致人死亡则被认定为“以县官事他贼殴人”,构成“贼伤人”。官吏、百姓捕格他人若满足正当条件,则不负刑责。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摻驗”解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屢見“摻驗”一詞,亦稱參驗、合驗、檢驗等,皆指對案件進行多人、多角度的核查勘驗。又,簡文常見“明,正處言”之“明”是“明證檢驗”的省稱。核查勘驗是東漢司法實踐中不可或缺的環節,通過多方對質,嚴格取證,從而對事實真相有較全面客觀的瞭解,爲保障判决之公平合理奠定基礎。勘驗的對象通常包括被告的供詞,若干證人的證言及司法機構的調查結果。凡是對質結果有出入者,皆須進行反復的調查取證。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地方大姓与乡里社会

张、李、黄、王、陈、区等十余姓为东汉长沙大姓,他们家资不菲、蓄养奴仆,并凭借家族声望,或参与乡里选举,或担任属吏乡官,在地方社会具备一定影响,对基层社会治理亦有重要贡献。然而,部分大姓掾吏目无法纪、知法犯法,部分大姓族人肆意妄为,或盗窃、抢劫,或械斗、仇杀,对地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影响。同时,通过对长沙大姓的考察可知,汉代江南地区的宗族尽管在地方社会实力强大,但规模有限,其影响力不及中原豪族。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木牍相关法律用语探析

本文就目前公布的长沙五一广场出土部分简牍所涉及的法律用语进行探讨。木牍J1③：281—5A为汉代的举劾文书，与居延新简中的“举劾书”比较接近。木牍J1③：281—5A的“不承用诏书”为罪名，指不遵守、奉行诏书。木牍J1③：325—1—140的“稽留”为犯罪，在简文中指稽留物资而影响征发。木牍J1③：169中的“强盗”在简文中意为强行抢夺，而“强盗”是否为罪名有待研究，“格杀”在简文中指罪人拒捕，捕者与罪人格斗而杀之，“谋议”指谋划犯罪，在简文中指谋杀人而未杀。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永初年間三份詔書淺析

東漢傳世的詔書數量有限,筆者發現新近刊佈的《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保存了三份比較完整的詔書。詔書均爲節録本,但藉此可窺見其大致内容以及詔書的收發與傳遞程序。本文重點對詔書中的某些字詞進行考釋,並對"入秋行刑"問題略加探討。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的“例”及相關職官問題初論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有兩例'例'字,結合秦漢簡牘及碑刻資料,可知其當爲'集市'之義,此詞義在傳世古書中則寫作'列'。漢代碑刻中的'例掾',義同古書中的'市掾'。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中'例督盗賊'之'例',也當照此解釋。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中的户籍問題

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中蘊含着重要的户籍信息。簡文中“伍長”“相比近知習”的記載,表明東漢的户籍管理仍然以居住地為單位,實行“比地為伍”的管理制度。簡文中“流客占屬”“流客留占著”“隨人在所占”“安民史”的記載,表明東漢長沙地區有不少外來人口著籍當地。簡文中“户曹掾史”“户曹史”“左户曹史”“户曹助史”,以及“占數”“自占名”“定名數”“皆有名數”等記載,表明東漢的户籍管理機構完善,人口管理嚴格。東漢的户籍制度承襲秦、西漢而來。

东汉县廷行政运作的过程和模式——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为中心

本文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为中心,从信息获取途径、应对方案的制定和落实三个方面揭示东汉县廷行政运作的过程。经考察可知,东汉中晚期县廷的行政运作已进入较为成熟稳定的阶段。不仅获取和验证信息的途径变得多样化,县属吏分工更加明确有序,而且县廷的应对方案也更具针对性。通过梳理县廷行政运作诸环节还可以见出县属吏是协助县长吏完成日常统治的重要力量,二者的"合作共治"是东汉县廷行政运作的常态模式。该模式是东汉王朝统治地方社会的重要方式,持久地影响着汉末以降的历史进程。

《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釋文補正

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自出土以來,尤其是《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發掘簡報》[1]及《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2]發表之後,學者們從多個角度對之給予了較多的關注。李洪財先生專門針對《選釋》中文字的俗寫及隸定問題進行了討論,除了因對整理體例理解不同而產生的分歧及個别仍可探討的文字外,已非常正確地指出了整理者的一些明顯誤釋。

踵事增华 导夫先路——读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

杨小亮《五一广场东汉简牍册书复原研究》是首部系统整理研究五一广场东汉简牍的专著,通过册书复原与研究,为学界提供了11份内容比较完整、考证精细的东汉诉讼文书,作出了经验示范,代表了井窖简册书复原研究的最新进展,丰富了简牍文书学理论和方法。

試析幾枚五一廣場東漢簡牘

五一廣場是戰國以來長沙城的中心地帶,此間出土的東漢簡牘,應當是漢代長沙郡、長沙國、臨湘縣的官署所留下的官府文書。其内容頗多反映外郡人口往來長沙郡臨湘縣的活動情况。《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例108(CWJ1③:325-1-55木兩行)及例135(CWJ1③:142木兩行)涉及蒼梧郡和零陵郡泉陵縣的商業活動,婦女婚嫁和家産争奪,以及蒼梧郡、零陵郡泉陵縣與長沙郡臨湘縣的水路交通等問題,期間人口流徙,頗有基於婚姻與商業行爲的推動。另一例爲簡692(CWJ1③:263—42木兩行)及簡619(CWJ1③:261—105木兩行)兩枚兩行,内容反映桂陽、會稽、下邳和交阯等郡人口在臨湘作客和謀生的情况,期間發生“孟,負伯錢”的債務糾紛;長沙存在著大量流動人口,由於貨物集散,客商特别多,支援運輸的人口也不少,此兩枚兩行就提及船運的“船師”和以“月直”生活的運輸人口“車卒”。例28(CWJ1③:315A和B)、例29(CWJ1③:314木兩行)及例30(CWJ1③:313木兩行)反映濟陰郡成武縣來的髡鉗刑徒有一百六十八人在長沙郡臨湘縣的勞作,服役期滿,郡府“致書計校”,安排返程的程序。

湖南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札記二則

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東漢簡牘中,J1③:314反映了作徒赴遠地服刑的情况,J1③:315則提供了大司農及其屬官的信息。通過對其内容的考釋,可以得到一些新認識:作徒在服刑地集中居住在一地,刑期結束后會被遣回原籍。東漢已在大司農下設護漕掾,西晋因襲;兩漢時期都設有東園匠,西漢時屬少府,東漢時或改屬大司農,與[道禾]官令相似,可補正史之闕。這有助於我們認識兩漢時期大司農、少府屬官設置的變更,及背後蕴含的國家財政和帝室財政合二爲一的歷史變遷。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的“元遗产案”识微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中的“元”遗产案的人物关系较为复杂。“元”是一位籍贯临湘但旅居泉陵的商人,在去苍梧做买卖时去世,后来被运回临湘举行葬礼。“元”的正妻“何”检录分配财产,而“元”的庶妻“脩”带着其女儿“珠”回到泉陵生活了10多年后,可能因生活所迫,母女俩来到临湘争取权益。解读“元”遗产案牵涉的家庭及财产管理关系,既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东汉前中期商人家庭的生活情况以及家庭内女性的姓氏记录变化,还可以看出个体家庭中的婚姻关系与扩大家庭的宗法关系构成的紧张和矛盾,这影响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