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爵士乐》中的非自然叙述者及其非自然叙述行为

神秘、矛盾、变化多端的《爵士乐》叙述者已经困扰学界多年,以非自然叙事理论为框架,梳理和分析其叙述者既在又不在、全知又限知、可靠又不可靠的非自然特征及现在时、过去时随意转换和多版本叙事的非自然叙述行为,同时结合作品的伴随文本与正文本的关系,可以发现叙述者其实是跨层的隐含作者。通过种种非自然策略,莫里森以实例形式给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小说创作理论课,内容包括叙述者及隐含作者声音之间的滑动及其不同效果,人物刻画中作家经验与人物自主性之间的关系,不同声音、聚焦和时态策略的不同修辞效果等。

非戏剧化异故事叙述者的可靠性探析——以《珍妮姑娘》为例

一般认为,戏剧化叙述者的可靠性需要辨析,而非戏剧化叙述者是隐含作者的代言人,其可靠性则毋庸置疑。本文发现《珍妮姑娘》的叙述者作为非戏剧化叙述者,虽然在小说中只承担了叙事功能,但他具有可靠和不可靠的双重面貌。本文认为,考察叙述者是否可靠,不能简单地认为非戏剧化叙述者就是可靠的,也需要考察叙述者的价值判断与所叙事件所表现出来的隐含作者的价值判断之间的距离,当二者重合时,叙述者可靠,反之,不可靠。

《驿站长》:叙述者形象及其非叙事性话语

普希金的作品《别尔金小说集》创作于1830年的“波尔金之秋”.这部全称为《故伊万·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包括5篇小说:《射击》(10月14日),《暴风雪》(10月20日),《棺材店老板》(9月9日),《驿站长》(9月14日)和《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9月20日).作为俄罗斯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作品之一,《别尔金小说集》为我们展示了19世纪20年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出一系列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贵族、外省地主、军官、小官吏、城市小手工业者等等,表现出小说主人公丰富、复杂的个体心态以及19世纪20年代群体的社会心理.其中,《驿站长》成功地塑造了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小人物”形象,由此揭开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底层形象系列的帷幕;表达了作家深刻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思想.所以说,《驿站长》就其文学史意义而言,在《别尔金小说集》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

论维兹诺《死寂之声》中的非自然叙述者及其伦理关怀

聚焦维兹诺《死寂之声》的非自然叙事,本文从变形能力、心理阅读能力以及非自然叙事形式三个层面来分析小说中叙述者的非自然性,并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揭示小说中本土裔试图将本民族传统与主流文化相融合、探寻崭新生活方式的生存伦理诉求。

他者视野下叙述者的产生、分类及其演变

由能指的分化与发展——即能指文字层的出现产生的作者、叙述者、人物的他者关系来看,叙事文学是对于他者的叙述。在叙述者与人物的他者关系的三种类型——他者可知、我知他者、绝缘他者中,我们将叙述者分为全知全能型叙述者、意向性叙述者、客观型叙述者。而这三种叙述者类型随着西方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同一性哲学、意向性哲学、非同一性哲学依次出现。

叙述者和叙述语言——短篇小说艺术论稿之一

1 短篇小说是语言的艺术。 一般说来,一个立志要搞短篇小说创作的人,不知道要在语言上下功夫的,恐怕极为稀罕。但是,考察一下短篇小说创作的实际,我们所见到的,却是——注重人物语言者多,而注重叙述语言者少。仿佛人物语言,需要精雕细刻,传神写照;而叙述语言,则可以信笔写去,随意为之,勿需讲究。 2 这些忽视叙述语言者。

论芥川龙之介小说中的“叙述者”

芥川龙之介是一位非常注重写作技巧的短篇小说大家,在他的小说中叙述者的声音极富变化。芥川笔下的"叙述者"既沿承了传统的戏剧化叙述,又发展了具有现代性的非戏剧化叙述,更是创造了双重叙述的模式。芥川在叙述者方面的创新给读者带来了新奇的审美感受,形形色色的叙述者也让他的小说变化多端,从而保持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通读芥川的小说我们会发现,一方面他注重技巧的创新,打破了小说叙事的常规;另一方面,他有"破"而无"立",没有建立自己的创作规则。他在带给读者新奇之感的同时也启迪着我们去重新认识和思考小说与创作。

“非个性化”叙述中的“个性化”叙述者——论《彼得堡》中的叙述者形象

俄国象征主义作家安德烈·别雷的小说创作,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显示出俄国小说艺术发展中的一种根本转变。《彼得堡》的革故鼎新之处在于采用了"非个性化"叙述模式,使创作主体退出叙述,却塑造出一个新型"个性化"叙述者的形象,高扬了创作主体的精神个性。这不仅标志着对传统小说叙述模式的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反叛,而且也显现出与后来实验小说的重要分野。

新世纪乡土小说混沌的叙述话语

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作者采用痴呆、疯傻、弱智或者精神异常等非常态人物为叙述者的现象明显增多。非愚即痴的叙述者由于智力和思维的特殊无法把握故事的因果关系和现象逻辑联系,其叙述话语往往异于常规,给读者不可靠的印象,形成混沌之感。

孙绍祖形象的叙述视点

人物形象是小说文本的核心,如何凸现栩栩如生的形象便成了小说家们永恒的追求,曹雪芹无疑是此中高手。在凸现贾府二小姐迎春的丈夫孙绍祖这一特殊的人物形象时,曹雪芹的艺术处理恰好正与现代叙述学的理论不谋而合:故事外叙述者/非人物叙述者和故事内叙述者/人物叙述者一起共同担当了架构人物的媒介,于是,人物乃至文本就获得了一种超越话语的意义。

略论小说五大叙述技巧(续)

其四时空交错小说是叙事作品,但并非任何叙事作品都是艺术。当我们探究艺术的叙事作品与非艺术的叙事作品——比如小说和历史文献——之间的差异时,究竟能找到哪些本质性的依据呢?实际上,无菲在于两点:叙述角度、叙述时态。这二者,对于非艺术的叙事作品来说,都无须讲究,因为,它们唯一的目的是按事件本来的面目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于文字中,既不能设计以特定叙述者为理由的视角,也不能改变事件发生的时间经过,否则即会歪曲事件原状,而悖乎其本旨了。可是小说的价值恰恰就在于通过艺术地“歪曲”故事素材来谋取艺术上的利益,所以,小说必须把实际事件变成情节结构,要达到这一目的,小说的根本手段只有两条:使故事置于一定视角之下,以及改变故事的发生过程亦即使之按照小说的时间方式“重新”发生一遍。

非虚构作品《凉山叙事》中的叙述者与真实问题

《凉山叙事》是罗伟章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讲述的是凉山州昭觉县扶贫攻坚过程中发生的事。在叙事上,作者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以书信的形式向某位朋友(读者)讲述他两次进入凉山的见闻所感,且以纪实的方式,试图通过事实抵达真实。这也引出我们想要讨论的两个问题,即非虚构作品《凉山叙事》中的叙述者与真实问题。

《道连·葛雷的画像》的戏剧性叙述

《道连·葛雷的画像》的戏剧性叙述吴学平王尔德与戏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就在都柏林三一学院攻读经典著作，后来又到牛津大学继续学习古典文学，逐渐熟悉了古希腊、罗马戏剧，还翻译了阿里斯托芬的一些作品。在牛津时，他曾劝说一些热衷于戏剧的朋友用...

论非人类叙述者——以《10½章世界史》和《克拉拉与太阳》为例

本文试图在“非人类转向”的语境下探寻非人类叙述者现象的阐释路径,并具体结合朱利安·巴恩斯的《10½章世界史》和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中的非人类叙述者,探究这一叙事策略的特征、意义以及阅读策略。在形式和效果层面上,非人类叙述者既是承担了叙述功能的叙述者,又是具有行动功能的人物,同时作为聚焦者还具有观察功能。在“陌生化”和“移情”的双重作用下,这些非人类的人物叙述展现了人类与非人类特征之间的辩证性张力;在意义层面上,读者在阐释非人类叙述者现象时所运用的“人类化阅读”和“非人类化阅读”阐释策略体现了人性的核心。通过“视角换位”,读者进入非人类叙述者的情感世界和认知视角,在陌生化效果的作用下代入体验人类与非人类彼此之间衍生的冲突或差异,从而实现对人性的审视以及自我伦理意识之反思,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

游离于情节之外的非叙事性话语--以王安忆《长恨歌》为例

非叙事性话语属于话语的范畴,因其对故事情节的不介入性,经常被看做叙事的边角料。王安忆的《长恨歌》反而利用了非叙事性话语不介入情节的这一特点来阐发议论,表现叙述者的声音。非叙事性话语在《长恨歌》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平衡叙事节奏和填补叙事空白。非叙事性话语既为叙述者提供了表达的机会,又反作用于文本叙事,使得作品突破了以情节为中心的传统叙事模式,体现出王安忆在创作中的先锋性追求。

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论阎连科小说《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中的含混叙事

阎连科带着对"写作"这一艺术行为与自身"小说家角色"存在意义的质疑与反思,创作了《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演绎经济话语时代作家与文本的生成过程。叙述者的叠合模糊了虚构与非虚构边界,文类跨界指涉多重主题,文本抵牾呈现真实与虚构的对峙,最终共同构建了一个"含混艺术场",表现出作家创作的主体性理想和生活本相之间的紧张与焦虑,传达出作者含混的文化态度。以新叙事模式处理面临的新现实问题,是阎连科写作换气的一次尝试,是谢幕,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