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强制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困境及其超越

受张江教授强制阐释论基本方法论启发,化用英国有机哲学家怀特海"具体性误置"的说法,本文把中国古代文论所面临的现代困境,概述为"非文学性"与"非中国性"的双重强制阐释及在方法论上的"本体性"与"文化性"的双重误置。重构中国古代文论重视文学本体性的"即文本性"的基本文化精神,对于超越这种现代困境进而推动"文学性"与"中国性"高度统一的当代文论建设等,有重要启示。

论阐释的辩证平衡

张江教授的《再论强制阐释》接续了《强制阐释论》的主题,并且拓展了理论纵深。借助心理学研究,张江深入揭示了"强制阐释"的任性、固执包含的心理原因,细致地阐述了阐释的活跃与"强制阐释"之间的辩证平衡。阐释史表明,某些"强制阐释"带有"生产性"特征,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仍然可能补充和扩张思想空间,重新确定阐释对象;另一些条件下,"强制阐释"也可能产生积极后果,譬如利用种种惊世骇俗的阐释惊醒世人。"强制阐释"始终是一个刺眼的偏见,但是,完整地考虑周围思想环境的种种复杂关系,或许可以合理地认识、处置甚至利用这个偏见。

志愿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兴起

一、志愿精神兴起于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 志愿精神可以表述为一种具体化或日常化的人文精神。一般而言，志愿精神的内涵表现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自愿性或非强制性；二是非营利目的性或公益性；三是亲身实践性或参与性。

志愿精神在中国社会的兴起

一、志愿精神兴起于中国现代化起飞阶段 志愿精神可以表述为一种具体化或日常化的人文精神。一般而言，志愿精神的内涵表现为三个主要特征：一是自愿性或非强制性：二是非营利目的性或公益性：三是亲身实践性或参与性。

公民上书路漫漫

自2003年孙志刚案后,公民上书事件渐次增多,但收效甚缓。有学者认为,没有制度化约束的公民上书,顶多只能引起媒体的热炒,其结果往往只是"墙内开花墙外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