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穆旦研究与“非中国性”问题的争论

80年代以来对穆旦诗歌的研究过于简单地强调西方诗歌的"影响",随意地运用西方诗学概念为穆旦诗歌"命名",却忽略了穆旦诗歌接受西方诗歌与诗学影响过程中的一些复杂层面,没有充分注意到穆旦诗歌本身的主体性与独特性;近年来关于穆旦的"非中国性"的讨论也忽视了这个问题,过于强调"传统文化资源"的作用与价值,而走入了一种"血统论"式的批判。因此,有必要回到穆旦诗歌本身,全面认识文学影响、文化交流与穆旦自身的主体性建构之间的内在关系,在世界诗歌的体系中重新认识穆旦的独创性与丰富性。

论穆旦对新诗“非中国化”的探索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汇集着许多国内外学术界知名的专家学者,在诗歌创作领域培养出一批现代主义诗人,穆旦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不仅被时代所推崇,而且提出许多新的诗歌理论。穆旦明确提出非传统的诗意,接受西方现代派提出的“非个性化”的文学观点,采用现代视角,作新的抒情。他的这些诗歌理论和创作标志着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走向更加成熟的阶段。

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下的《桑青与桃红》

《桑青与桃红》揭示了现代中国人生存的“间际”体验,这种体验同样存在于《狂人日记》和《沉沦》等某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中。《桑青与桃红》延续了中国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思想和艺术,但相较于中国现代文学,《桑青与桃红》似乎走得更远,更为勇敢和决绝。桑青本身具有的饱满丰富的中国文化内容与桃红本身的意义缺失状态构成的张力,正是该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在伦理实在的意义上,桃红的荒谬昭示着人对自由本质的向往。

双重强制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困境及其超越

受张江教授强制阐释论基本方法论启发,化用英国有机哲学家怀特海"具体性误置"的说法,本文把中国古代文论所面临的现代困境,概述为"非文学性"与"非中国性"的双重强制阐释及在方法论上的"本体性"与"文化性"的双重误置。重构中国古代文论重视文学本体性的"即文本性"的基本文化精神,对于超越这种现代困境进而推动"文学性"与"中国性"高度统一的当代文论建设等,有重要启示。

走近一个永远走不尽的世界——关于穆旦诗现代性的一些思考

穆旦的诗从一开始就以独特的抒情方式唱出那种属于他自己的内心涌动,也属于苦难的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激怒与抗争的声音。穆旦诗内在世界的矛盾和张力,并非全然是哲学玄思的抽象意义上自我精神的折磨与痛苦,而是基于现实斗争苦难生活土壤上来自一个知识分子的冷静的智性与超人的觉醒。穆旦与民族文学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精神联系,同时又是传统文学的感觉与传达方式最深刻的叛逆者,这使他诗中的“新的抒情”有一种承载全然非传统而又隐含传统精神的新的生命和新的姿态。

王佐良论穆旦——兼及其他穆旦研究

作为穆旦的挚友和新诗研究者,王佐良既把穆旦放在"昆明现代派"这个群体里讨论了穆旦写作的外在性,同时又更主要地对穆旦写作的种种个性进行了多方位的讨论。在后一个层面上,他提出了"感性化与肉体化"、"非中国化"与"中国品质"等等概念,并对穆旦诗歌中的宗教取向进行了独特的讨论,这些都是穆旦研究中富有开创性和可延续性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