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之前及之外的乡村叙事

在“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出现之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村叙事与生活“原生状态”接近。其中,地主并非都是恶霸流氓,贫苦农民也并非都人穷志高、品德高尚,他们与富人的关系并非不共戴天、势同水火。即使在“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出现之后,在左翼文学之外及左翼文学内部,也还存在另一种形态的“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它们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形成对比。蒋光慈历来被看作“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代表,但实际上他的创作存在诸多“非典范”特征。

论“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叙事策略

以《白毛女》等为代表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有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即为佃户或债户设置一种生存绝境,运用“催租逼债”情节模式,将农民的贫困单纯归因于地主剥削,将地主形象恶霸化,将贫民形象高尚化。这类叙事在今天看来固然存在明显的局限和偏颇,但历史地看,亦有其哲学、政治、伦理和美学依据。对其偏颇局限、特有的真实性及文学、社会的价值,应给予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

从《赤叶河》的创作与修改看“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形成

阮章竞的歌剧《赤叶河》曾与《白毛女》齐名,二者大致同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而其此前写成、不曾发表和上演的四幕秧歌剧《南王翻身谣》却属“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将这两部作品与作者当年参加土改时的原始笔记材料对照细读,可以发现其创作从“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到“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演化的轨迹,发现“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形成的现实基础、其生产过程中的某些内在机理,进而认识其中的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三部土地革命题材小说

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马加的《江山村十日》和陈学昭的《土地》是在《暴风骤雨》出版不久后面世的三部土地革命题材小说。它们虽尽力向“典范土地革命叙事”靠拢,但在人物塑造、创作方法与情感表达方面更多显示出“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特征。细读和具体分析这三个文本,有助于后世读者贴近历史现场,更为明了“典范土地革命叙事”与“非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重要差异,避免将不同性质的文本笼而统之,混为一谈。

论“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接受与传播的内外机理

以塑造恶霸地主形象、显示土地革命正当性和必然性为特征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文本,其接受和传播不仅取决于外部权力机制,也与其自身审美及伦理特质密不可分。萌芽阶段的《暗夜》在接受与传播方面并不成功,《丰收》有所进步,而政治诉求与艺术传播的真正成功统一,是在《白毛女》出现之后。《暴风骤雨》及其以后的作品,又以自己不同的方式获得了接受与传播上的成功。它们获得成功的内外机理,值得予以具体而深入的研究。

论“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现实基础与理论依据

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以《暴风骤雨》等为代表的"典范土地革命叙事"在文学批评领域频受质疑。这些质疑的出现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产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典范土地革命叙事"的产生自有其充分的现实基础和理论依据。其现实基础来自土地革命本身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而其备受质疑的暴力方式选择,亦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理论依据。其"典型化"原则旨在直接为社会改造服务,我们有必要站在新时代高度具体梳理和剖析其现实基础、历史背景和理论依据,避免将历史现象简单化,作非此即彼的价值评判。对于"典范土地革命叙事",既要肯定其在推动社会现代性改造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应从文学角度指出其明显缺失。

在“恶霸”与“绅士”之间——现当代文学“恶霸地主”形象的形成与消解

研究现当代文学地主形象的不同塑造方式和不同叙事伦理,"地主"与"恶霸"之间的关系是其关捩点。以凸显阶级对立为宗旨的"恶霸地主"形象最早可追溯到华汉的《暗夜》。此前地主形象的"恶霸"特征并不明显,此后此类塑造方式也并未立即在文坛确立其主流地位,左翼、准左翼文学对之均有质疑或创作实践上的匡正。《白毛女》公演之后,"恶霸地主"才逐渐成为地主形象的主要类型。但是,在此期间,仍有作家作品在相关描述中显示出某些不同特征。自张炜《古船》始,非恶霸、非反面人物的地主形象接连出现,甚至有圣贤化、英雄化或善人化的地主。当年将"地主"与"恶霸"两个不同概念焊接在一起,是出于发起土地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这一做法曾带来一些副作用或负面作用,但并非没有理论与现实依据。有意将客观性系统暴力具象化为主观暴力,是因前者发生作用是隐蔽潜在的,不易为农民察觉,要消灭它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