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的确定性、非任意性与文学性——与张江先生对话

张江《再论强制阐释》探讨了阐释的确定性、整体性、非任意性与文学性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在具体论述强制阐释产生原因的过程中,此文显露出三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其一,此文认为后现代主义将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分别赋予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而后者是强制阐释泛化的主要诱因。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解构了这种二分法,并提供了一种新型范式的确定性与可公度性。其二,此文以接受美学与读者理论为典型案例,论证后现代任意性的阐释方式使强制阐释大肆泛滥。这个例证本身却是漫画式的,经不住仔细推敲。其三,此文批评文学阐释与非文学阐释的淆乱为强制阐释推波助澜,断言文学的阐释目的是求取共鸣而无真假对错之分。这既简化了阐释的多重目的,又为任意性的强制阐释开启了理论之门。辨析这些问题,可以更好地认识强制阐释的生成机理,找寻相应的解决路径。

强制阐释论的文学性诉求

强制阐释论通过回归文学本体与文学文本,表达了对文学性的诉求。一方面,为文本圈定文学边界,建构起作者—文本—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不仅对揭示和规避当代西方文论以泛文本性取代文学性、以阐释者为中心的谬误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而且对正确理解文学意义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另一方面,以实践论为基点,强调文学实践和经验对于文学理论的重要价值,提出理论与批评、理论与文学的辩证法,不仅有力地批判了强制阐释混乱的认识路径,纠正了中国当下学院派文学研究理论脱离实践之弊,而且对于建设以实践性为品格、以民族性为特色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双重强制阐释: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困境及其超越

受张江教授强制阐释论基本方法论启发,化用英国有机哲学家怀特海"具体性误置"的说法,本文把中国古代文论所面临的现代困境,概述为"非文学性"与"非中国性"的双重强制阐释及在方法论上的"本体性"与"文化性"的双重误置。重构中国古代文论重视文学本体性的"即文本性"的基本文化精神,对于超越这种现代困境进而推动"文学性"与"中国性"高度统一的当代文论建设等,有重要启示。

也谈场外理论与文学性——答张江先生

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的出现并非是进入本世纪才有的,而是早在上世纪后半叶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衰落之后,解构主义异军突起,从而消解了语言中心主义,为文化理论的浮出地表奠定了基础。之后崛起的新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文化研究以及生态批评等,无一不以文学和文化现象作为分析讨论的对象,用以发展自己的理论话语,但隐匿在这些批评理论话语中的仍然是文学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在各种理论批评话语中,文学性仍然几乎无处不在。

游移的边界——论文学阐释的开放性

文学阐释指向文学对象而有其边界,但文学活动本质上是开放、历时的存在,因而文学阐释又不可避免地超越文学活动已有的边界,打破不同理论视界的限制。其阐释的边界不存在绝对的区分与强行的区隔。文学阐释的开放性体现了包容和创造,它的展开孕育了文学创造和鉴赏的新的可能性。因此,从文学存在的特性看,阐释在文学的本源上没有固定的边界,多元的文学阐释以其游移的视野和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拓展文学活动的场域。

从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看如何避免批评理论中的片面性

从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看如何避免批评理论中的片面性申丹文学究竟是否有别于非文学是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赞成文学与非文学区分的人可大体分为两大派。一派包括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布拉格学派和文学文体学等形式主义批评派别。它们仅仅关注文本自...

文学理论的来源与用法——关于“场外征用”概念的一个讨论

"场外征用"概念的提出涉及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个普遍趋势,具有双刃剑的功能。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非文学性的阐释,另一方面也为文学研究带来丰富的理论资源。随着文学理论的当代嬗变,场内和场外边界日益消解,理论谱系学上的"出身"与其文学性的阐释之间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场外征用"的流行与当代西方的学术政治和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有关。

强制闸释论:“诗哲之争”的当代回应与发展

在《再论强制阐释》中,张江提出:“文学是非认知的,其价值在于制造歧义;文学的感知在体验,最终寻求的是共鸣;其他门类,包括历史和哲学是认知的,其价值在于消解歧义,其感知方式是理解,最终寻求的是共识。”这段关于“文学”与“其他门类”的区别性论述可以作为张江“强制阐释论”系列观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文学与其他门类不同,对文学的理解与阐释自有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