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刑化背景下非法集资犯罪防控机理探析——以风险管控为视角

非法集资犯罪,案件涉及面广、涉案金额巨大且追赃率低、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非法集资犯罪的风险具有隐蔽性、可预防性,需要社会各方发挥作用揭示风险,才能疏导和化解风险;对于已经出现的风险,要积极应对,管控风险,建立一套规范、可操作性强的防控机制。

轻刑化背景下非法集资犯罪防控措施的调整——以侦查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昭示了经济犯罪领域轻刑化刑事政策的开启,给非法集资犯罪防控领域带来了多方面的转变,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导思想上从重堵转向重疏、注重社会经济因素、强调综合治理。在此背景下,由于非法集资犯罪具有主体特殊,涉及面广,追赃挽损任务重,早期易控、后期打击压力大等内在特点,从侦查角度调整其防控措施有很大的必要性。具体调整思路就是要加强侦查基础工作,建立集资风险测评及研判处置系统,实行冻结追赃优先的策略,多手段维稳处突,加强多方协作,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轻刑化背景下经侦部门防控非法集资对策

我国刑法的适用,经历由不完善到较完善、由严格到宽大的过程,并且呈现进一步轻刑化的趋势。但一些难以发现的犯罪却愈发严重,其中以非法集资犯罪较为典型,该犯罪具有涉案人数多、潜伏期长、发现难等特点。而经侦部门作为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的专业队伍,针对当前案件高发的态势,应探索出科学有效的防控对策,发现、打击犯罪,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稳定。

轻刑化对非法集资犯罪的规制导向

轻刑化是近年来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非法集资犯罪是其自身特点和国家政策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一种法定经济犯罪。借助轻刑化趋势,在立法、司法和引导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完善等方面对非法集资进行规制,有效引导非法集资向合法集资转变,从而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行贿犯罪“轻刑化”“免责化”现象探析

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办理的行贿案不到受贿案件的10％，而且起一诉到法院的行贿案件越来越多地被判处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通过行贿所得的非法利益也很少被追缴，特别是对单位行贿追究责任的更少，不用说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也较为少见。

试论澳大利亚少年刑事司法的最新发展——兼与我国少年刑事司法之比较

近年来,针对青少年犯罪日趋恶化问题,澳大利亚颁布了新法律和出台了新举措,对青少年刑事司法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改革,如“两会”制度的确立,极具人道主义的青少年罪犯改造措施等。将澳大利亚青少年刑事司法的改革与我国的实践进行比较,澳大利亚少年刑事司法具有“简易化”、“交易化”、“轻刑化”、“社会化”四个特色。

日本近年来的刑事实体立法动向及其评价

日本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应对犯罪的国际化、有组织化以及所谓"危险社会"中危险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的特点,强调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顺应严惩暴力犯罪的国民呼声,一反战后日本刑事立法中所坚持的"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倾向,在刑事立法上开始走向"犯罪化和重刑化"。另外,日本政府在2004年制定了"建立抑制犯罪社会的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中提出"完善有关凶恶犯罪的处罚原则,包括提高凶恶犯罪的法定刑的上限,将现在的有期徒刑的20年的上限再提高"的要求。对于这些刑事立法活动,学界表现出赞成和反对的对立看法。日本近年来的刑事立法活动中的上述倾向,实际上是日本战后刑法领域中所存在的两种基本理念的较量中,传统理念占了上风的体现。

遏制校园暴力得赶紧出实招

喻中在2016年6月8日的《环球时报》上撰文《遏制校园暴力得赶紧出实招》说，近来校园暴力事件频发，引起社会的广泛讨论。面对越来越低龄的校园暴力行为，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法律对策，是降低未成年犯罪的年龄。然而，把12岁或者13岁的孩子作为罪犯来处理，不够人道，失之严酷，没有体现对于少年的特殊保护，也不符合轻刑化的总体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