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加恋爱”概念的历史建构

"革命加恋爱"文学是现代文学最初两个十年转折之间的重要文学现象之一,目前的"革命加恋爱"文学研究存在概念含混、范围不清两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历史建构"为主要思路,通过对文学史上相关评论、研究的梳理,呈现一个相对完整、合理的"革命加恋爱"概念。

论大革命与早期左翼文学的兴起——以对“革命加恋爱”创作发生的考察为例

本文以对“革命加恋爱”创作产生原因和历史源头的考察为切入角度,来研究大革命对左翼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大革命失败之后,整个社会对革命怀念、想象的精神氛围在文学上寻求表达,是“革命加恋爱”创作流行的重要原因。而“革命加恋爱”公式之所以成为当时作者和读者“追忆”大革命的一种特定模式和共同途径,又和大革命期间曾经发生的“恋爱与革命问题”讨论密切相关。本文在探讨“革命加恋爱”创作作为大革命的追忆文本的基础上,通过相关回忆录以及报刊言论的梳理,追溯文学史上“革命加恋爱”创作得以发生的历史根源。

革命的现代性与“恋爱”的现代性——“革命加恋爱”小说的话语分析

"革命加恋爱"小说中,革命是一种总体性、终级性的现代性方案,并形成特定状貌的话语体系。"恋爱"作为一种现代性爱意识的表征和私人生活图景,体现为小说中的情色话语。这两种话语从两个极度趋张的向度共同建构着早期革命英雄的文学形象。

革命“克理斯玛”信仰的隐喻性书写——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阐释

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通过爱情"得"与"失"的叙述来体认和确证革命的超验性和权威性,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无处不在的革命"克理斯玛"信仰,因而充满了"布局的欲望"。恋爱话语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表述功能,这既是"革命的艺术化"叙事理念展示,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渴望再生的普遍文化心理再现,更有隐身其后的现代文人追求"圣道"传统心态的在场。

论“身体”在“革命+恋爱”小说模式中的审美功能

"革命+恋爱"这一小说模式深刻地反映了政治与审美的合谋关系,而装载着个人情感和欲望的身体充当着它们之间的桥梁,起到了连接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功能。由于对个人经验世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无视,早期革命文学中的"身体"只是徒具获得民众情感认同的条件和形式,却并未透过个人的身体表达特殊而复杂的人生体验和人性内容。

“革命+恋爱”新探

在192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文学运动中,以“革命+恋爱”为题材的作品曾风行一时,但也遭到了当时及后世批评家的严厉苛责,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无情地打入了“另册”。其实,“革命+恋爱”是有极强的流行潜质的,这不仅因为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反映了一代知识青年共同的心路历程,而且“革命+恋爱”作品所流溢出的近乎武侠、言情的通俗文学气息,也迎合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口味。这为当时新兴“革命文学”的普泛化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论“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的变异

作为革命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一支,“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在蒋光慈、阳翰笙等作家的革命乡土小说实验遭到艺术上的失败时,柔石和叶紫们在革命的乡土题材中平添了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艺术色调,使得本是廉价的“革命的罗曼蒂克”变得更有思想的深度,也更有艺术的意味。

纠葛与碰撞的轨迹——论丁玲的“革命+恋爱”小说

丁玲在左翼革命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主动使自己的创作能够担当起更多的社会意义。她试图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来完成一种"革命话语"的表达,但是,作家的创作意图与文本创作之间产生了裂隙,使得丁玲的爱情与革命的书写方式与其他作家的革命+恋爱小说相异:她以细腻的笔触描述爱情,追求爱情,始终坚持爱情书写并在其中表达她对爱情与革命的双重诉求,而爱情与革命的互动更使爱情有了辩证的思索过程,也有了生命的意义。这种书写因作家对爱情在生命中最美妙情感的体验与感受而情深意浓,也因之使作家的"爱情话语"悄然淹没于"革命话语"中并成为早期爱情书写范式的延续。

革命与恋爱之间的张力——论《潜伏》的艺术魅力

文章从革命与恋爱的张力关系的角度探讨《潜伏》的魅力之所在,认为《潜伏》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改写了"革命+恋爱"的文学母题,并从革命者之间的爱情、城乡之间的爱情、多角恋爱等不同角度探析《潜伏》中"革命+恋爱"故事的丰富蕴涵,从历史与现实互释的角度阐释该剧的意识形态内涵及其热播的原因。

“突变”:身份焦虑与书写暧昧的指代——“革命-恋爱”叙事模式解析

"革命-恋爱"叙事模式中"突变"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叙述常常遭致人们的诟病。"突变"现象其实是知识主体在表述"谁"、"怎样"才能成为革命主体的无奈策略和方式,其间隐含着写作者对自身主体身份的焦虑和掩盖自己书写的困境和暧昧。因此这种"突变"也许无法体现其事理与逻辑的真实性,但它却真实地传达了革命知识分子当时那种特殊的心理感受。

论《潜伏》中的“革命”加“恋爱”模式

本文主要从《潜伏》小说文本到影视剧改编的互动过程入手,分析文本和剧作对中国20世纪现代文学中被广泛诟病的＂革命＋恋爱＂模式在作品中的成功运用,尤其是通过对影视剧中三位各具特色的典型革命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阐释＂革命＋恋爱＂模式的艺术魅力和永恒价值。

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的性别政治

在二三十年代流行的"革命+恋爱"的小说叙述模式中,存在着革命权力秩序与性别权力秩序相互纠缠的现象,本论文从二三十年代"革命+恋爱"模式中革命女性的形象书写入手,通过对情爱关系中的性别政治、革命女性的浪漫之爱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美学实践的影响以及对革命女性的情爱心理中同情即爱的情爱特质的分析出发,试图呈现革命女性性别在政治权力秩序转化为情感秩序时的独特作用。

另类的“革命+恋爱”小说——茅盾《蚀》三部曲新论

不少研究者把茅盾的《蚀》三部曲归入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恋爱"的小说类型。同样是以革命与恋爱为题材,但无论是对革命与恋爱关系的处理,还是对革命本身的象征寓意的呈现,《蚀》三部曲都显示了与蒋光慈等人的"革命+恋爱"小说不同的特征。而钱杏邨等人对茅盾阶级立场和文艺思想的批判,更呈现了《蚀》三部曲不同于蒋光慈等人作品的意识形态内涵。

女性视角下的“革命加恋爱”写作方式

从女性视角的角度分析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革命加恋爱"模式,可以在革命的历史时空维度下,对女性的生存状态、现代性革命意识观念以及在新的革命文学视角中女性的话语权力进行解析。"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方式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一种反思,如何在关注女性自身价值和自我命运的同时,正确看待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观念和生命意义。

言说与倾听——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性别审视

"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小说创作在二十世纪的普罗文学中风靡一时,但最后受到了批评家的清算。后来的文学史,对之还多拘囿于"公式化、概念化"的定型评定。实质上,它是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结构而存在,革命政治与性别政治在这个模式中结成牢靠的共谋。二者互相渗透,互相支撑,互相建构,共同支持"革命加恋爱"这一象征结构。本文拟从性别角度来审视"革命加恋爱"模式,并对这一有趣的文学现象,作一些陈述和清理,从中探究该模式的性别意蕴。

“革命+恋爱”模式的戏仿与解构——阎连科小说《坚硬如水》中的革命与爱情

阎连科小说《坚硬如水》充分借用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并在后来的革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革命＋恋爱”模式，采取各种手段对其进行戏仿和解构．这与“文革”后同样沿用传统“革命＋恋爱”模式的伤痕、反思文学作品相比，更具有反思和批判性对话的功能。

论叶紫的《星》:“革命加恋爱”模式的超越性书写

曾风行一时的"革命加恋爱"模式,是诞生于作家意图融入革命,实现由个体向集体、由启蒙走向革命的转变过程中,原初的创作目的与实际创作文本之间的"裂缝"里。作为受这一模式影响颇多的中篇小说,叶紫在《星》创作中展现出对超越该模式而进行的诸多努力。对《星》进行具体的文本分析,并将其与相同模式中其他作品对比,是展示叶紫对饱受批判的"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深入思考的有效途径,同时有助于窥见一代左翼作家们在文学上自觉且不懈的反思与探索。

“革命加恋爱”小说的意识形态建构——以大革命时期的男性文本为例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给大批参加过革命的知识分子以强烈的挫败感,他们迫切希望自己转型为无产阶级。在这种背景下,大批男性作家创作出"革命加恋爱"的小说,表面上是在书写女性借助革命的力量,获得与男性在性别上的平等,成为革命队伍中并肩前行的同志;其深层结构却是男性作家以爱情的方式排解革命转型期的政治焦虑感,并重建新时代背景下的男权意识形态。

革命与恋爱题材在巴金小说文本中的展开——以《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等作品为例

1930年前后"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公式,开启了革命与恋爱在文学中复杂角力的先河。巴金在这一时期先后创作了《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等一系列有关革命与恋爱的小说。然而在对革命和恋爱的表现上,巴金显示出不同于左翼作家的理解。通过描写青年人激情在革命和恋爱中的演绎,巴金完成了对两者的同构,进而实现从《灭亡》到《电》"用爱征服死"的光明主题。这也是巴金努力走出"革命"与"恋爱"冲突对立困惑的一个创作阶段,这一时期革命与恋爱题材的小说展示出他对两者独特的思考,以及其对的五四启蒙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革命＋恋爱”主题的类型和逻辑

本文叙述和分析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特有的“革命＋恋爱”主题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对其类型和内在逻辑作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