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编三绝”:孔子晚年的宗教诉求——孔子与《易经》关系新论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但是,孔子既没有像民问那样把《易经》看作是一部占卜之书,同时也没有像对待《诗》、《书》、《礼》、《乐》那样对它进行一定整理,以期从中发(?)出进行社会教育的资源并找到根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孔子之读《易》只是为了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合乎《天命》从而提升个己的生命品质。可以说,孔子的“读《易》”只是他个人的一种宗教生活,体现了他对《易经》的宗教诉求;相反,孔子之删定整理《诗》、《书》、《礼》、《乐》则是他面对社会公众的学者生活,体现了他对《诗》、《书》、《礼》、《乐》的学术诉求,换言之即,孔子与《易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宗教关系,而孔子与《诗》,《书》、《礼》、《乐》之问的关系却是一种学术关系,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韦编三绝”的精神就是顽固的复辟精神

叛徒、卖国贼林彪在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幅条幅：“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这条条幅挂在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办公室里，作为他的座右铭。

捡取红花衬绿叶——如何让有效的读成就精彩的写

读和写关系密切，读写不分家，读和写相辅相成，这谁都知道。杜甫有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俗话也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可见，读之于写的重要，所以自古及今，“头悬梁，锥刺骨”者不在少数，“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读书者更是数不胜数。为读书而“囊萤映雪”“凿壁偷光”被传为千古佳话，因读书而致“韦编三绝”的故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读书的境界

中国人历来有勤于读书的传统：相传孔子当年删《诗》《书》，制《礼》《乐》，订《春秋》，就曾留下“手不停披”“韦编三绝”的美谈。而后苏秦刺股、孙康映雪、车胤囊萤、匡衡凿壁……一个个关于古人勤读的典故，更是不胜枚举。

领导干部学习是一种责任

学习是一件苦差事,不能期望一劳永逸。选择学习就是选择进步,同时也是选择吃苦。古人"韦编三绝""悬梁刺股""凿壁偷光",是好学的榜样,更是苦学的典范。学贵有恒,锲而不舍,是领导干部在学习问题上应当坚持的一种基本态度。

重视细节的韩国教育

韩国的学校很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其实是传统的儒家文化教育。在求礼女中的教室，两个环境细节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一是休息问的墙壁上书有一个大大的中文漆体“孝”字，二是黑板边框上镌刻有四个楷体汉字——“韦编三绝”，时刻提示学子刻苦攻读，孜孜以求。韩国的学校非常注重爱国主义教育，但不是教条的、空洞的，而是将它落实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体现在教育细节里。最让人感动的是，每个教室的黑板正上方，都悬挂着一面国旗，用镜框镶嵌，庄严肃穆，令人肃然起敬。

三叠式：让作文“立”起来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三”既具有深厚的内涵，也含有审美旨趣，因而从古至今人们大都喜欢拿“三”来说事。老子的《道德经》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国演义》中有“三顾茅庐”“三气周瑜”，《西游记》中有“三打白骨精”“三调芭蕉扇”．《红楼梦》中有“刘姥姥三进荣国府”等，历史典故中有“三过家门而不入”“孟母三迁”等，成语中有“连中三元”“约法三章”“退避三舍”“三阳开泰”“韦编三绝”“三位一体”“三人成虎”“岁寒三友”“狡兔三窟”“三省吾身”“三缄其口”等。

人生有梦书当枕

每个人多少都听过一些关于古人读书的故事,比如悬梁刺股、凿壁借光、囊萤映雪、负薪挂角……这些故事多是励志的,头尾间充盈着“劝学”的味道。古人读书不易。想想也是,在印刷术和造纸术发明以前,文字都是手工抄写在竹简或者木牍上的,看的时候打开来,不看的时候用绳子捆起来。这样做既不扎实,携带也不方便。读书勤快的人每日里多看几次,竹简和木牍就像要散架一般,一个不小心就“韦编三绝”了。

古人读书不易

古代人读书很不容易，因为在印刷术和纸没有发明之前，一般人是读不起书的。第一，书很贵重，得用手抄写在竹简或者木牍上，一片竹简、木牍写不了多少字，几部书就装满了好几辆车子，有人说“学富五车”，说的是念的书超过五部车子装的简牍，其实用今天的眼光看，五个车子的书并不怎么多。孔子念书很用功，“韦编三绝”，

慢吞吞的王元化

王元化，我国著名思想家，在学术界与钱钟书齐名，素有“北钱南王”之称。 王元化年轻时曾向熊十力问学，熊先生谆谆告诫王元化，做学问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于是，王元化养成了在做学问上慢吞吞的性格。仅读黑格尔的《小逻辑》，他就从1954年一直读到1974年，从而有他读黑格尔“韦编三绝”的美谈。《论知论分析方法》一文，就是他长期研读黑格尔《小逻辑》厚积薄发的结晶。

今天我“当家”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为勤劳，才有了孔子“韦编三绝”的佳话；因为勤劳，才有了祖逖“闻鸡起舞”的美谈；因为勤劳，才有了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壮举……所以，我也要做一个勤劳的人！

由学在官府到学下私人是历史的进步

孔丘是否是第一个私人收徒讲学的大师，不一定。且不谈有过前几年人们广泛谈论过的“鲁之闻人少正卯”曾使孔丘之门“三盈三虚”的传说，历史上正式记载的也有郑子产“不毁乡校”的事实。大几时代风气，开辟者都不止一人。孔丘是否是收徒讲学的第一人，这个问题殊无考证的必要。不可否认的是孔丘是春秋时代收徒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位大师。孔丘曾经“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读《易》读到“韦编三绝”，把古代典籍整理一番，传之后代，也是不必为了“反孔”而妄加否认的可能的历史事实。从历史进化的观点来看，这些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孔丘做的事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好事。

孔子算卦

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经典，其中就包括《周易》这部书。史书记载，孔子对《周易》在一个很长的时段内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到晚手不释卷，以致于连接竹简的牛皮绳都磨断、更换了好多次，即所谓“韦编三绝”。

玩知丧志

中国除了人多，就是书多。于是，读书人也多。像孔子式的“韦编三绝”者亦多，像杜甫式的“读书破万卷”者亦多，但中国并没有因为拥有多如牛毛的勤奋的读书人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