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历史科学”化,还是“马克思学”化?

近年来,在建构具有当代水平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化等同于"马克思学"化的片面理解,它根源于一系列认识上的误区:在理论界域上将"马克思学"等同于或主要限定为"文献学考证";在理论范式上将"马克思学"看成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真正科学研究类型;在理论旨趣上将"马克思学"看成是同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根本不同的纯学术研究。走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苏联模式"的显性意识形态,决不能走入"马克思学"的隐性意识形态,而只能"历史科学"化。这就需要正确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一是文献学考证、文本学解读、思想史诠释三者之间的关系;二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三是思想史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

应当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学”这个术语？

国内学界目前出现的为"马克思学"正名的运动既存在"是"也存在"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要进行术语考辨,而在于是否以正确的方式开展这种考辨。从学术史上看,"马克思学"术语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内涵,不能无条件地套用。在国内学界,它已经得到某种程度的正名。

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学”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关系

国内既有的"马克思学"研究包括两种类型,西方"马克思学"批判和宽泛意义上的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研究。"马克思学"这个概念在思想史语境中已经形成了既定的内涵,而对于马克思文本和思想的研究是学界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其中的一项工作。因此,尽管"中国马克思学"的理论努力令人尊重,但却包含理论上的困扰。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不是"马克思学"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内在要求解读者在学术和现实两个方面的理论自觉,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应最终指向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理解和发展。

早期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的《资本论》:批判的再评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半个世纪里,西方"马克思学"的《资本论》研究处于相对平静期。不过,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影响的论著。新新历史学派基于新康德主义哲学立场,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理解为一种外在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认识论模型。奥地利学派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终结的证明产生了巨大影响,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资产阶级学术界关于《资本论》的主流观点的提供者。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认识论—逻辑学是资产阶级哲学家解读《资本论》时最常选取的三种路径,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是他们共同的结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神话破灭——以科拉科夫斯基为例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曾经的东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莱斯采克·科拉科夫斯基有着复杂的学术经历,大致包括苏东正统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三个不同的阶段。在追溯科氏理论生涯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瞥见20世纪欧洲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曲折历史。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本质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焦点问题。借助科拉科夫斯基重考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将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以西方“马克思学”为中心谈学术著作的学术影响力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增强，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投入，从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新阶段。应当讲，经过近10年的高强度投入，哲学社会科学界已经“不差钱”了。但让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舆论不满或者不理解的是，投入增加了这么多，可撇去不断增殖的泡沫，真正有价值的产出却未见明显增多。

如何正确对待西方“马克思学”?——以西方“马克思学”文本学成果在中国的接受为例

MEGA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西方"马克思学"都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并为学界所关注的。近些年来,随着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关注的持续升温,国内学界对待MEGA版及西方"马克思学"的态度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并逐渐形成了三种较为典型的倾向:一种是仍旧漠视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的研究成果,闭门造车;一种是携洋自重,只重文献而忽视了理论的自省,对二者不加区别;另一种则是学界在对待MEGA版及西方"马克思学"问题上的正确立场、态度。对这三种倾向态度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对待西方"马克思学"及其研究成果。

西方“马克思学”及其借鉴价值

西方"马克思学"是西方特定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学术思潮。从研究主题看,西方"马克思学"以马克思的原生态文本为主;从研究范式看,西方"马克思学"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的统一;在当代中国,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特质与问题意识,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马克思学,有利于提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质,有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西方“马克思学”:价值中立的神话

西方“马克思学”以一种标榜价值中立的原则来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创造了超越意识形态界限的神话,同时也使西方“马克思学”因自身的问题而衰退。作为一种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范式,西方“马克思学”对于我们从当代视野中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极大的借鉴作用。我们应从价值中立原则本身出发,揭露西方“马克思学”的意识形态陷阱及价值中立的神话,同时要辩证的看待西方“马克思学”及其宣称的价值中立原则,既要肯定其贡献,也要认清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完全做到价值中立是不现实的,价值中立只是一种神话。

关于西方“马克思学”的当代中国省思

源于西方的“马克思学”已已经更多地成为一个当代中国问题,只有在当代中国才能得到更彻底更充分的认识。西方“马克思学”的中国定义域这些年来已经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最大认识公约数中凝聚出来了。以新历史方位重新观测西方“马克思学”可以看到,学院与政治的双重身份使得西方“马克思学”的发生、发展始终处于世界历史潮流之中,呈现为跨越三个世纪、历经五个阶段的复杂学术面相。从中国立场重新审视西方“马克思学”,根本目的是希望以之为镜鉴,奋力开创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新局面。

西方“马克思学”:学术性与意识形态——兼谈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取向

西方"马克思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的学术思潮,它在国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并且在近期影响到了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一思潮虽然一再强调其研究方法的"中立性"和"科学性",但是,从它的研究的主题观点、研究的主体、研究的范式及其实际影响等方面来看,明显具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特征。因而,笔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的取向,处理好与西方"马克思学"和"马克思学"的关系。

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一个批判的评价

在苏联理论界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对抗中,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得以兴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学”的恩格斯研究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客观公正地评价西方“马克思学”在恩格斯研究中取得的成绩,同时对其中的严重问题保持高度警惕。

国内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述评

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历史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早中期,第二阶段从1989年前后直至90年代中期,第三阶段则从2000年至今。各个阶段都涌现了许多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每一阶段独特的理论特征,在更深层面上也表明了国内西方马克思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历史发展紧密相关。

近三年来我国学者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综述(中)

近三年来,我国学者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后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特别在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研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对鲍德里亚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但在一些方面,如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演替及其当代走向

西方"马克思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格义"、规范化和"解释学转向"三个阶段的方法。19世纪末,马克思以一个在"西方"的"非西方"思想家形象重新回到西方学院的视野,以至于研究者们不得不像对待"非西方"思想那样去理解、"格义"他的著作与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学院逐渐超越"格义",掌握理解、阐释马克思的规范方法,推动"马克思学"走向成熟和繁荣。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学"逐渐进入后成熟阶段,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自身学术主体性或个性的建构,"马克思学"的"解释学转向"就此初露端倪,并在苏东剧变后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研究引人注目的一个新特征。

中国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也走过了一个漫长的道路,在不同的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未获得独立的学术地位,处于初步译介和外在批判的状况;80—90年代中国学界依托"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走向深化;新世纪以来学界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呼唤中国学术界,以一种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式,科学地再现90多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演进。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思想史方法及其限度——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对话

西方“马克思学”在学术发展日趋规范之后,先后发展出文献考订法、思想阐释法和差异分析法等具有自身特殊性的规范化研究方法,并在近四十年中表露出一种明显的方法论的“解释学转向”。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客观上曾经促进了我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科学发展,但是建设“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又提出了新要求。通过与西方“马克思学”的批判对话,一方面需要历史认识与把握这些思想史研究方法,另一方面需要批判神话这些研究方法的做法,认识到这些方法的限度。在充分吸收借鉴包括西方“马克思学”在内的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研究方法体系。

早期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的唯物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关于辩证法的争论促成了西方"马克思学"的辩证法研究。在1956年以前的史前史阶段,西方"马克思学"关于辩证法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成果数量不算多,但后来广为人知的那些代表性观点都已基本发育成型;第二,多数研究的形成与发展和同时代某些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保持密切互动;第三,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后,相关研究的重点日益从马克思的辩证法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批判矛头直指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其意识形态内涵日益明显和强烈。

相遇与重构:西方“马克思学”视域里的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们

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们的相遇以及后者对前者的重构是思想界的重要事件,也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主要议题。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的研究者们在比较视域里展示了马克思与当代思想家们的批判性对话空间,推进了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新进展。该领域呈研究主题现实化、研究范式"解释学转向"、研究主体多元化、研究立场弱意识形态化等四大发展趋势。马克思与新自由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过程哲学等三大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既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活力,也开拓了新的问题域。

重新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一直都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日本学者广松涉虽然肯定了恩格斯在第一次思想转变中的主导作用,但他无形地放大了这种主导作用,抹杀了马克思应有的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以辩证法为突破口,撕裂了马克思恩格斯形象的一致性,制造出"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尖锐对立,扭曲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历史地位及其精神实质。这种对立到了西方"马克思学"那里,则演化为两种哲学原则的对立,彻底撕碎了恩格斯的光辉形象。因此,只有在尊重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独特性及其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准确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