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学者——朱光潜的“魏晋人”人格理想及其救赎

朱光潜的"魏晋人"人格理想,高歌自然天放的人生态度。理想人格期待和现实角色扮演的吊诡性,促使其正视板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强烈的担当意识催生朱光潜顺时达变的人格救赎模式。从"魏晋人"理想到出世——入世说,这不但刻勒了时代变迁的印迹,更体现他顺时达变的人格建构活性。

“魏晋风度”论的学术渊源--从刘师培到鲁迅

清末民初的刘师培从重新肯定魏晋文学和文化地位的角度出发,由魏晋文学风格的变迁入手,在论汉魏、魏晋文学风格变迁中谈及了魏晋主要文士的人格精神,开启了近世对魏晋文士精神风貌大规模考察的先河,对后来的魏晋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者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启发了鲁迅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和阐释。而鲁迅第一次以“魏晋风度”来定义魏晋文人精神的总体风貌,从而确立了魏晋风度的经典地位。

鲁迅小说的“魏晋情结”:从“魏晋参照”到“魏晋感受”

鲁迅与魏晋时代深刻的精神联系 ,体现在《呐喊》、《彷徨》创作中具有的“魏晋情结” ,即从“魏晋参照”到“魏晋感受”。《呐喊》的意蕴表现为“魏晋参照”下的启蒙 ,但鲁迅对启蒙的怀疑与绝望 ,“魏晋感受”已然萌生 ,这融入并贯穿了《彷徨》 ,涵盖了小说《伤逝》、《在酒楼上》 ,尤其是《孤独者》 ,从中凸显的是鲁迅自己的灵魂 ,表现出“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在“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具有的“拆散时代的怀疑与绝望”。

鲁迅的“魏晋文章”与章太炎——论鲁迅思维与文风的形成之二

鲁迅"魏晋文章"风格的形成,源于他早年在越地对"魏晋文章"的喜爱。章太炎则提升了他对"魏晋文章"的自觉,并以一种既严密锋利又博大深厚的文风,影响到鲁迅对于"魏晋文章"的传承与发扬。

“魏晋风度”下的男性美容现象探讨

魏晋南北朝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个思想文化异常活跃期。在"魏晋风度"下,士人们以自己的行为方式表达内心世界,以对"异美"的追求来凸显人本的价值,而男性化妆美容正是其特有的表现形式之一。从传统因素、思想因素和审美因素等方面对魏晋时期男性美容化妆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

鲁迅与《世说新语》及“魏晋风度”

从古今文学演变或者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角度看,鲁迅显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坐标,尤其在古小说与《世说新语》以及"魏晋风度"的研究方面,更是投注了更多的心力和情感,这使他成为现代《世说》学的重要推手。鲁迅不仅喜爱六朝文章,更对孔融、嵇康等名士充满激赏,"魏晋风度"深深影响到其为人与为文,并成为其情感世界和人格结构的一部分。

“魏晋风度”表现形式刍议

"魏晋风度"是中古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与褒扬。"魏晋风度"是名士服药集体迷失的生活表达方式,"超脱玄虚"是"魏晋风度"的人格表现特征,"通侻清远"则是"魏晋风度"的文风特点。这种文风至晋宋彻底完成过渡,同时也意味着"魏晋风度"的终结。

景观概念在魏晋的起源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对爱的艺术表达存在极大差异。在古典艺术中,肯定古典艺术的美,但是关注更为普遍和广泛的真实,渲染出不同程度的痛感,新柏拉图主义更是强调艺术形象在何种程度上折射出灵魂的痛苦。在基督教艺术中,爱、痛感,在强烈的感性形象中保持着崇高情怀,是基督教对源自希腊文化的西方艺术传统的极大丰富。缘心感物,则是中国古代艺术和美学最重要的命题。在心与物的对流中产生意象的恍惚,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愉悦为目的的审美活动,体现出乐感气息。中西方艺术的表现性因素及其精神依据各有特色,而真正的可比之处在于谁能否跟随时代的进程转化出新的、富于生命的形式。

从《隋书·经籍志》看“魏晋文学自觉说”——以《文心雕龙》为例

《隋书·经籍志》反映了唐以前的文化典籍和学术流变。由其将《文心雕龙》等文学批评著作收纳在"总集"中可以窥见编撰者对文学总集与文学批评区分的模糊性。文章从"文体细分"入手,阐述《隋书·经籍志》的承继与不足,否定了"魏晋文学自觉说";在总结唐前总集特点的基础上,肯定了《文心雕龙》在一定范围内是符合总集标准的。通过分析《文章别流集》、《诗评》的著录情况认为,《隋书·经籍志》的著录瑕疵是时代的局限性。最后,得出结论,文学自觉应该是一个长期发展且不断累积进步的过程,而非单属于某个朝代某个时期。

“魏晋风度”美学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时尚转化研究

魏晋时期是中国艺术史上不容忽视的重要篇章,此时的艺术审美风格与前朝相比发生了巨大转变,艺术成就大放异彩,艺术风格大胆且独树一帜,呈现出强烈的时代色彩与文化意义。“魏晋风度”具有崇尚自然、人性自觉、人格自主、精神自由的境界,不仅对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文章结合现代审美眼光与当下的流行趋势,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再现“魏晋风度”相关表现形式的设计原则与设计方法,设计出具有“魏晋风度”、符合现代审美的服装,提升文化自信,探索美学思想的时尚设计转化思路。

论“酒神精神”与“魏晋风流”之共通面

“酒神精神”是德国哲学家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提出的哲学命题,也是尼采美学与文艺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范畴,而“魏晋风流”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它主要指我国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酒神精神”与“魏晋风流”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精神,却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两者都基于生命悲剧性的体认,承认生命的悲剧性本质,却同样都蕴含着对生命的肯定,反对权威与理性对自然人性的束缚,并主张超越苦难的人生。

“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阐释

"魏晋风度"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一人群的一种独特文化产物,其文化内涵具有多元化特性,历史上对其评价也大相径庭。文章从"魏晋风度"的内涵阐释入手,通过魏晋人士的行为表现,分析"魏晋风度"的特点,探究其形成的社会根源,并从文化意义层面探寻魏晋士人的审美取向和精神寓意。

鲁迅与“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鲁迅在对魏晋时期的历史和文学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后．对当时士人阶层的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准确概括。魏晋时期是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期，连年战乱，国家分裂，礼乐崩坏，造成社会秩序的大解体。在玄学的推动下，老庄之轻人事、重自然的价值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嵌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进而铸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玄、远、法、虚的人格类型和生活情趣。魏晋士大夫们或徜徉山水．逍遥自娱；或抛弃礼法，放浪形骸．构成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异景观。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鲁迅是与魏晋风度关系最为密切、受其影响最深的一个，在他的思想性格、人生态度、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打上了魏晋风度的烙印。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魏晋情结”

魏晋风度作为我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千百年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鲁迅可谓是魏晋风度的千古传人,他用"沉默的十年"形成了"魏晋情结",而这也影响了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在鲁迅小说中,桀骜不驯的狂人和有孤独意识的先觉者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对"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再思考以及"清峻通脱"的文学创作风格,都体现出了他的"魏晋情结"。本文将从人物形象、文化意蕴以及文学创作风格三个方面展开对鲁迅小说中的"魏晋情结"的研究。

王仲荦著《曹操》及相关史事评析

王仲荦的《曹操》一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是运用“魏晋封建论”解决具体问题的范例。该书主要以阶级标准、道德标准和历史作用标准对曹操做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而评价标准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阶级斗争的色彩也不太明显。该书因“莫须有”的罪名在“史学革命”中受到批判,未能参与到1959年“替曹操翻案”的大讨论中。《曹操》作为建国以来第一本研究曹操的专著,其学术价值值得肯定,其学术命运值得反思。

嵇康、阮籍的音乐理论和实践

魏晋是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也是音乐艺术之花争奇斗艳的时代。在此时期活跃着一批被世人称为"文人音乐家"的人们。这些人有着与众不同的处世哲学,狂妄无忌的洒脱个性,飘逸风流的大家风范……这些身上总是闪烁着睿智而灵性的光芒的人们,主要以嵇康、阮籍等马首是瞻。本文主要对文人音乐家嵇康、阮籍的音乐理论和实践两方面作了介绍、分析和比较,同时,意欲展开一次魏晋音乐艺术的探索之旅。

Reflections on the Proposition That “Literary Consciousness Arose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汉代文学自觉说”是对“魏晋文学自觉说”的一个有力挑战,从汉魏以来“功利主义”与“文学自觉”、汉人的“个体意识”与抒情文学的关系来看,促进汉魏以来中国中古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秦汉社会制度的变革、文人阶层的出现及其特殊的文化心态,以及他们对于文学的基本态度。以此为基础,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汉到唐的中国文学的演变轨迹。“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