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自觉的墓志铭:《坟》序跋在鲁迅风格演变中的意义

在1924—1927年的“杂文的自觉”和“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中,《坟》序跋是介于《〈华盖集〉题记》和《〈野草〉题辞》之间的一组极为重要的文体宣言和风格自画像。“坟”以其意象、象征、概念和叙事的四重性,展现出驱动杂文转向的作者意识内在寓言结构,也标识出这种观念-表意结构的外在文学空间。作为鲁迅杂文的诗学方法论演示,《坟》序跋在中国新文学起源的历史潜能和风格不确定性深处,独立发现并表述了“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的思想,并把这种思想通过激进虚无主义的文体实验带入以颠覆为创造、以否定为肯定、以虚无为实有、以死亡和湮没为新生和纪念的持续不断的创作韵律之中。这个“家”不是世俗幸福意义上的遮风避雨的建筑,也不是文化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体制,更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永恒和不朽,而是一种提前植入物化及生命之自我持存的必然性中的自我扬弃和自我消亡的逻辑。“杂文的自觉”由此获得了它的政治本体论特征,即直达“敌友之辩”的战斗意志,同时也获得了它的风格生成原则,即在语言中复制那种克服窒息和死亡的呼吸运动和自我观照。这种内在于“为人生”写作原则的自我忘却和自我凭吊,为鲁迅杂文独有的形式辩证法和风格个性和整体性提供了说明。

在路上:漂泊、书信体写作与“杂文自觉”的风格扩张

在以《华盖集·题记》为标志的“杂文的自觉”之后,《华盖集续编》在文体、样式及美学方面呈现出更加繁复的多样性和试验性。与之相关的则是鲁迅1926年8月离开北京后,在上海-厦门-广州间的短暂的“漂泊”状态,这种状态指向一种重要的文学风格意义。以《华盖集续编》中的“通信系列”为线索,兼及鲁迅同时期其他书信写作,对鲁迅杂文在语汇、句子、风格和作者形象不同层面的风格扩张进行系统分析,可以看到,鲁迅此期间的杂文写作,在内心面向、审美自律和社会政治寓意指涉性上都呈现出一种高度内敛同时又高度外化甚至游戏化的倾向。这种写作法不仅是对漂泊或客居状态的描摹和派遣,或对此前“北京时期”遭际的回顾与反思,更是鲁迅文学内在能量与形式可能性的逻辑发展,也是它将自身现实批判兴趣和历史表现抱负收缩凝聚在高度个人化和“作者式”的杂文文体内在强度之内的技法淬炼。因此,鲁迅漂泊期的书信体写作,作为“路上杂文”,也可被视为鲁迅文学“第二次诞生”这一文学史事件的组成部分。在具体的鲁迅文学发展阶段论意义上,这个瞬间和文体实验行动也构成过渡期“杂文的自觉”同晚期“杂文的自由”之间的连接点和风格预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