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意象的发展变化与陶渊明的出处选择

陶渊明的一生是从矛盾到和谐的。从自由高飞的“高鸟”到身不由己的“羁鸟”,最后在自然中找到归宿的“归鸟”,陶渊明诗歌中呈现出的“鸟”意象不同形态,正符合诗人一生从仕隐矛盾到臻至和谐的过程,分别对应了每一阶段诗人的心理,是特定阶段的诗人形象化身。可以说,鸟儿陪伴了陶渊明的一生,成为陶诗中具有重要寄托内涵的意象。

鸟魂无言——论《红楼梦》中“鸟”意象的隐喻功能

《红楼梦》中花鸟意象蔚为大观,为作品增添了更诗意的色彩。然时贤论"花"意象多,评"鸟"意象少,尤其忽略了宝钗的地位。杜鹃意象以"悲情"、"忠贞"和"泣血"为意蕴内核,以"化作杜鹃带血归"为泪尽夭亡命运之参照,在紫鹃和黛玉这一对人物关系和性格命运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黄鹂意象以"巧舌"、"巧思"、"巧手"和"闺怨"为意蕴内核,以"隔叶黄鹂空好音"为命运之参照,在莺儿和宝钗这一对人物关系和性格命运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二者具有重要的隐喻功能和诗谶意味,共同呈现了曹雪芹的生命情怀与艺术匠心。

中美自然写作中“鸟”意象的生态意蕴探微——以约翰·缪尔与张炜的生态散文为例

约翰·缪尔被誉为美国自然保护的领袖,其力作《我们的国家公园》曾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我国作家张炜的散文集《我选择,我向往》蕴涵着浓郁的生态意识。文章运用叙事学相关理论,从叙事方式、叙事话语、叙事视角等方面分析缪尔、张炜上述作品中以"鸟"意象为载体的生态意蕴及各自的艺术魅力。

双重文化语境中的“鸟”意象——班果诗集《雪域》探微

本文从藏族著名青年诗人班果诸多诗作中的“鸟”意象入手,在藏汉双重文化语境下探究了他诗集中“鸟”意象的置换变形及其主要特征。

略论中国现代诗歌中“鸟”意象的选择——试以《孤雁》、《黄鹂》及《水鸟》为例

伴随着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以《狼图腾》、《藏獒》等为代表的"动物叙事"作品的不断流行与热销,让我们对动物题材领域的相关小说创作有了深刻地洞见与体悟。而在诗歌领域同样有让我们可以回味的光荣的"动物叙事"传统,拟以《孤雁》、《黄鹂》、《水鸟》为例,对中国现代诗歌中的"鸟"意象的选择加以阐释,探询其内在的思想与文化内涵,从而为诗歌领域这一相关题材的勃兴找到重要的理论依据与话语保障。

陶渊明与李白诗歌“鸟”意象比较

文章从比较陶渊明与李白诗歌"鸟"意象的形态及内涵入手,认识他们建构自由人生的不同情致,并探讨形成差异的原因,陶诗中的鸟意象以无名鸟写的最为出色,李白诗中的鸟类众多,以大鹏与凤为其代表,因为大鹏与凤分别象征了李白纵横慷慨、不可一世的宏大抱负和他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

飞往心路的精灵——从陶诗“鸟”意象看诗人的生命价值取向

在陶诗"鸟"意象中,高鸟、羁鸟、归鸟最能反映出陶渊明人生历程的三个阶段。"高鸟"象征他追求与进取的少年时代,"羁鸟"象征他形迹拘役的13年出仕生活,"归鸟"则代表他淡泊闲逸的田园生活。这三类"鸟"意象体现出了诗人不同时期所特有的生命价值取向:少年时期的他充满理想与抱负,立志要大展宏图;步入仕途的他看到官场的黑暗,在期待与彷徨中追寻退隐的自由;晚年的他追求真朴,崇尚自然,终于找到自己灵魂的终极归宿。

田园与禅寂——王维诗中的“鸟”意象

王维诗歌中"鸟"意象的运用与其诗中田园世界、禅寂世界的构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诗人紧紧抓住了"鸟"意象本身具有的特点,并将其融入诗境,以动形静、以有声形无声,以"鸟"的小巧衬托空间的无限,构建出了悠闲美好的田园世界,同时也营造出了明净空灵、幽深静谧的禅寂世界。

用心良苦的神圣符号:《南诏图传》中的“鸟”意象

《南诏图传》产生于矛盾尖锐的南诏国后期,是一幅叙述南诏“君权神授”开国神话的宗教画轴。经考察分析发现,《图传》中的“鸟”意象不能简单视为汉文化中的“金乌”,其在《图传》中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是南诏开国取得洱海地区合法统治权的点睛之笔。该“鸟”意象首先继承本土禽鸟图腾崇拜以整合族群关系,其次汲取佛教“金鹏”形象以增强政权的神圣性,再次融合中原“鸟降于社”神话中的神鸟形象以宣扬南诏政权的合法性。从意象出发探讨《南诏图传》,对深化《南诏图传》的研究是一种尝试。

论范铠诗歌中的“鸟”意象

“神来气来，豪健无敌”，是晚清著名学者吴汝纶对范铠诗歌的重要评价。范铠，是闻名遐迩的“南通范氏诗文世家”的代表诗人。据《清诗史》记载，范铠与长兄范当世、次兄范钟合称“通州三范”，诗文唱和，诗名远播。本文通过研读范铠诗歌文本，从阶段特征、“孤乌”意象、形成原因等方面探讨范铠诗歌中的“鸟”意象，进而揭示诗人范铠内心的情感世界。

双翼之下的三重人生——陶渊明诗歌中的“鸟”意象解读

在“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诗歌中,频频出现“鸟”的意象。“鸟”意象主要分为三类:《归园田居(其一)》中困守樊笼的“羁鸟”,《归去来兮辞》中仕途失意的“倦鸟”,以及《饮酒(其五)》中渴望自由的“飞鸟”。陶诗中意味深长的三种“鸟”意象,可以展现陶渊明由“仕”到“隐”的三重情感变化,体现诗人的思想情趣和人生追求。

生与死的诗性沉思——从《问米》看葛亮的死亡美学表达

《问米》的出版使葛亮对死亡的思考浮出地表,体现了其对生存终极问题的追问。葛亮具有开放的文学视野,多变的文学风格使其死亡表达极具丰富性。真假之辩,对中国古典死亡哲学历来“重死”的再思考;亡灵想象,将目光投向对历史与个人命运的双向互动,实现灵与肉的统一;爱与性的复调表现,消解死亡可怖性的同时又隐喻了死之降临;“鸟”意象对死亡之丑与美的多维展示,上升为形而上的审美高度。通过对死亡的丰富表达,死亡的本体论意义得到强化,实现现实意义与审美价值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