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鸡鸣三省会议”与会址研究

1935年1月,在长征的惊涛骇浪中,遵义会议实现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继续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标志着遵义会议重大决策完全实现。长期以来,由于缺乏“鸡鸣三省会议”的各种原始资料,贵州、四川、云南对“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究竟在哪里,难以达成共识。本文根据口述史料、文献史料、实地调研史料和“田野踏勘”史料,对“鸡鸣三省会议”会址提出了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见解。

“鸡鸣三省会议”研究

“鸡鸣三省会议”是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但因会议记录缺失,学术界对此次会议的研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产生了许多争议。文章从遵义会议尚未解决的问题和决策中的不足入手,描述了“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综合分析此次会议期间的文献、电报、日记和相关回忆材料,对会议的名称、类型、召开的时间与地点、与会者、内容等进行了全面的“复原”。对应会议召开前的背景和会议的内容,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该会议在红军长征史上的承上启下作用及在中共党史上的深远影响。

中共中央“鸡鸣三省会议”与遵义会议重大决策的最后实现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举行遵义会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但是,由于军情紧急,瞬息万变,稍纵即逝,间不容发,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当时尚未全部落到实处。中共中央“鸡鸣三省会议”标志着遵义会议所有重大决策完全实现。

周恩来与“鸡鸣三省”会议

"鸡鸣三省"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研究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强调了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作出了战略方针的具体指示,完成了中共中央最高权力的顺利交接,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鸡鸣三省"会议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周恩来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鸡鸣三省”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考证

遵义会议前后,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会议,其中的"鸡鸣三省"会议由于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而备受学者和专家的关注。但是此次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统一的结论。笔者在梳理大量的史料和查阅相关亲历者的记载、日记等材料后,认为该会议是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5日在四川省叙永县石厢子召开的。

“鸡鸣三省”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鸡鸣三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程中于1935年2月5日具体落实遵义会议精神的会议,其地点在川滇黔交界的某地,确切地点在学界有诸多争议。而会议的内容是确定的,讨论和解决了中央高层的组织人事问题,毛泽东实际进入了军事决策层,结束了左倾路线,对中央红军的行动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并对苏区的革命和斗争进行了部署。"鸡鸣三省"会议对我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同时也引发了对云贵川三地交界边区的扶贫与跨区域经济文化建设的思考。

破解党史悬案“鸡鸣三省”会议地址之谜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鸡鸣三省”会议是继遵义会议之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会议不但纠正了我党当时在政治和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而且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洛甫)接替秦邦宪(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强化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鸡鸣三省”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云贵川一直存在争论,没有公认的定论,成为党史“悬案”。

“鸡鸣三省”会议考证历程和研究成果综述

“鸡鸣三省”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强化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鸡鸣三省”会议究竟在什么地方召开,云贵川一直存在争论,没有公认的定论,成为党史“悬案”。①近年来,为弄清楚“鸡鸣三省”会议的来龙去脉,破解“鸡鸣三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之谜,从国家、四川省,到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从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到党史专家学者、史志爱好者,运用查阅档案文献、开展田野调查、实地走访座谈、定量定性分析、组织课题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等多种方法,持之以恒地研讨探索,“鸡鸣三省”会议研究工作取得重大突破②。

“鸡鸣三省”会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结束后,由于军情紧急等原因,会议的决定在会议结束后一段时间内尚未来得及完全实施和落实。为了完成遵义会议决定尚未完成的任务,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召开了“鸡鸣三省”会议。“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性作用,历史意义非同凡响。

论“鸡鸣三省”会议会址不在水田寨

不少研究甚至主流研究认为,1935年2月5日"鸡鸣三省"会议在云南水田寨花房子召开。当然,也有研究认为在其他地方,如四川石厢子、贵州林口。其中,认为在云南水田寨召开者被概括为"花房子说"。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史料的发掘,"花房子说"的论据不足、疑点甚多、论证有误。文章深入挖掘红军长征在川滇黔边界时期的相关县志、档案、地图和驻军等情况,综合分析发现,由于当时云南有一块紧邻四川叙永石厢子的飞地,三省交界的行政中心、且2月5日中央红军经过之地只有石厢子。可据以论证"鸡鸣三省"村不在云南水田寨,也不是一个广义的范围,而是确指石厢子。正因为有这块飞地的存在,党史军史的诸多疑难问题迎刃而解,无须牵强解释,无须纠缠在岔河中心点,更无须继续维持旧说。

浅议四渡赤水期间四次重要会议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实践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斗争中逐渐形成的。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四渡赤水战役期间,陆续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白沙会议、苟坝会议,都是遵义会议的延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生动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环节。

中央红军1935年春节行程考

中央红军在长征中过了唯一一次春节,即1935年2月3日至2月5日。文章以红军军事电文和确定随军委纵队同行人员的日记为文献骨架,参照古今多幅地图和历次实地调研所得,考证了军委纵队1935年春节的行程。文章认为:一、军委纵队最终选择到石厢子过年并召开"鸡鸣三省"会议,既有偶然性,但更多的是必然性;二、与军事行动部署相比,中央分局的项英来电是在石厢子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催化剂;三、党史和军史既是有区别的,又是有联系的。

中央红军主要领导1935年2月5日行程研究——在四川叙永县和云南威信县的调研报告

基于朱德军事电报等权威文献,在实地踏勘中央红军各序列部队1935年2月5日前后在四川、云南交界区经过地、驻扎地及大量走访知情群众的基础上,调研组首次考证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红军主要领导人在川滇交界处关口坳附近的四川水潦乡双山村的“普童关庙”和云南水田寨内口的“川主庙”一带活动的轨迹,并且在四川分水镇找到了红军活动遗迹。根据调研事实,可以断定:其一,2月4日后,红九军团及军委二、三梯队在今四川叙永分水镇一带广泛活动,九军团司令部设在今分水镇广子村;其二,2月5日晚,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在今云南省威信县水田镇内口村川主庙宿营;其三,朱德2月5日21:30、22:00这两份电报是在四川省叙永县水潦乡双山村关口普童关庙发出的。因中央红军主要领导分散宿营,2月5日晚在云南省水田寨花房子召开涉及“博洛交权”的政治局会议没有可能性。

与红军一起过年

1935年2月3日下午,红军到达四川古蔺县水潦镇石厢子(今属叙永县辖),那天正是除夕。石厢子位于云、贵、川交界处,故红军在此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称“鸡鸣三省”会议。会议完成了长征中著名的“博古交权”,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转折。而此刻,村里静悄悄,感受不到一丝年味,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