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中华本土化初期模型的建构——“黄土文明·介休范例”的认知与书写

人类学的理论范式形成于对“简单社会”的研究,在迈向“复杂社会”,开展文明人类学研究的时候,原有的范式面临着挑战。“黄土文明·介休范例”的研究以“文化自觉”和“自觉发展”的理论思考为核心,“既从人类学角度总结出黄土文明的理论成果,同时为介休的未来发展提出独特而深厚的文化方案”。这样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不仅是在探索人类学复杂文明社会研究的范式而试图建构一种“人类学中华本土化的初期模型”,而且所秉持的学以致用和重视社会实践的理念也体现了人类学学科应用价值和其终极关怀的人文理念。

神庙、族群与区域社会:“黄土文明·介休范例”研究发凡

黄土文明是在"多元一体格局"基础之上形成的延续性文明。对于这样的文明类型的研究首先需要找出区域内部的独特性文化元素,然后与其他文化事项连接起来,最终达到对区域的整体性了解。相比起华南地区发达的宗族系统,神庙在华北区域社会呈现出了"无庙不成村"的特征。开展"黄土文明·介休范例"研究的时候就需要以神庙为重要切入点,将族群关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文化网络等方面连接起来,达致对区域社会的整体性了解与文明类型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把中华本土文化的特点提炼出来,建构一种人类学中华本土化的初期模型。

黄土文明与地方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介休范例

黄土文明与地方发展是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团队针对黄土文明的人类学研究开展的系列议题之一。议题以山西介休的实践为例,关注文化遗产的地方保护经验,围绕遗产保护的现实背景、地方规划的权力均衡以及政府在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和功能等方面展开阐述,架起了学者与政府领导沟通的桥梁,为介休的文化发展建设从"文化遗产保护"阶段进入"建设城市之美"阶段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和理念探索。

黄土文明之“介休范例”的民族志表述

"黄土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历史性表述,似已成共识。然而,人类学对像黄土文明这样复杂的大文明类型尚缺乏足够的研究。"介休范例"无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民族志视角。通过对这一个具体中原属地的人类学调查,以"社"之名,释"黄土"之义、"后土"之理,不但可对华夏文明进行尝试性研究,也有望对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深化起到相应的作用。

源神后土 溥博人文——以介休为例的黄土文明研究之一

黄土文明涵盖的地理空间,包括游牧和农耕两种类型。其中农耕类型因受到环境、资源等自然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从生态角度可称其为水土社会。通过对介休案例的分析可知,水土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由水土社会到水土信仰,再回归水土利用和水土资源,形成自然与人文的实践性关联。数千年来,黄土文明的农耕类型因袭着这样的乡土社会绵延未绝。若将该社会称为"超稳定结构"的话,其关键原因在于生态,是生态原因促成了水土社会数千年结构延续的"超稳定"奇迹,而如今出现的终结兆头则源于生态与社会固有关系的日趋断裂。这样的断裂直接动摇了乡土中国的文化根基,也就是损坏了敬天、重土、亲水、束人的信仰理念。若要修补,除非从根基处予以复兴,重新树立与自然相依为命的观念。

黄土文明“五行观”之介休表述

在对介休这一具有"华夏中心"文化特征的地域进行人类学调查基础上,以"五行观"的分析框架,以"介休一年"、"介休人一生"作文化切片,可以阐述黄土文明"五行观"之介休表述,探索华夏文明民族志书写的本土化实践。

介休的“黄土文明”学术考察

2014年春,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的周大鸣、彭兆荣、安介生和徐新建等教授带领15名学者、博士组成介休"黄土文明"学术考察团,立足本土文化资源,以人类学的理论为指导,围绕介休的历史、文化、民族、地理等四个层面展开调查,深入研究,归纳总结"黄土文明",试图将介休文化提升为"黄土文明"范例进行研究。介休是有2600多年历史文化底蕴的文化富集地,其历史地理、建筑、晋商文化、生计模式。

化合与活化:文化遗产保护之“介休范例”初探

黄土文明视野下文化遗产保护之"介休范例",是一个知(文化自觉)行(自觉发展)合一的重大命题。"化合之观"试图从人类学学理出发,寻求地方文化遗产独有的存在理由、存留方式和存续范畴,追溯历史、还原祖义、回向传统。"活化之用"则力求通过利用文化遗产的普世价值和功能,参与生活、形成认同、指示未来。

黄土文明考察简述

山西、陕西、"河套"和"河源"是构成黄土文明的四大区域,从魏晋南北朝到辽金宋元所谓"四史同堂"的历史勾连中,能对黄土文明的古今风貌算有较直观的感受和了解,发现这一领域内所蕴涵的多民族交融及其历史演变。再结合历史地理的时代演变进行观察,黄土文明在人群、政权和文化上的多源与多元就更加一目了然。对黄土文明的区域变迁研究,主要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在视野和方法上力图由"微型村落"的定点深描转向"区域文明"的整体观照,尝试从以往小社区、单族群的模式向大区域和大历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