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文学的反证式形态:对50-70年代文学的另一种解读

存在主义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思潮已被学界所初识。借助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观之,50—70年代中国文学其实是存在主义文学的反证式形态。这种反证式形态首先体现在艺术哲学理念上理性主义对非理性主义的否定;其二是审美思维方式上呈现为文学反映论与主体间性写作之分;其三是历史诗学上的乐观主义精神与悲观主义倾向的差异;其四在创作的人文价值立场上或人道主义话语内涵上两者亦表现出双向悖反的张力结构:群体共在世相的再现/个体此在本相的敞开,现世建构意识/现实批判理性。

再论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社会再现

“八十年代叙述”一度导致20世纪50-70年代文艺的失语,实则它在社会再现方面的成绩不仅优于精英本位的古代士大夫文学与现代“抒情派”文学,甚至较之《白鹿原》等新历史主义叙述也更切近的“低层中国”之主要事实。当然,“见”与“不见”总是缠绕并至,此种社会再现是阶级话语与宗族、宗教、乡里、江湖等本土逻辑竞争、博弈的结果,其间也多有对社会实相的删减、改写与虚构,然而这未必可以理解为虚假,其所涉及的事关共同富裕、平等、劳动之文化建构,正是中国革命旨在争取弱者生存权利的文化实践的组成部分。

政治理性对20世纪50—70年代情爱文学的规约

20世纪"50-70年代"文坛,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境遇,文艺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同情与怜悯、人道与人性、情爱与性爱、欲望与行动等人所固有的七情六欲受到了激进政治理性愈演愈烈的拒绝与批判,以工农兵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当代文学,在情爱表达与人性叙事中,有一个逐渐把情爱政治化、纯洁化,直至彻底横扫的过程,鲜活丰富、多彩多姿、极具私密性的男女之爱,被主流话语规约为"革命+恋爱"或"奖章+爱情"的叙事模式。作为"人学"的文学,被导入了寡情、绝情、无欲、无性的怪圈而难以突围。

50-70年代我国文学中的“新来年轻人”现象

从 5 0— 70年代文学中的“新来年轻人”现象切入 ,揭示这一时期的文学及其批评是如何接受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以及启蒙精英是如何尝试逃离这种规范的努力的。

论“人民英雄”形象对儒家传统的变异性继承——以20世纪50-70年代文学文本分析为中心

"人民英雄"形象是20世纪50-70年代社会精神特质和道德要求的凝缩体现。它所包含的"无私"特质、对"立功"的要求、积极乐观的信念以及"人民"加"英雄"的结构模式,都与儒家传统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从文学文本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分析出发,通过对"人民英雄"特质的探讨,揭示50-70年代社会对儒家传统的变异性继承,并勾勒出它与儒家传统社会的联结,打破它们之间断裂的固有成见,可以丰富对这一时期社会的理解。

论50至70年代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文学想象

50至70年代农业合作化小说的文学想象具有明显的虚幻性质,它来源于意识形态对现实的思维方式。这种文学想像忽略了农业合作化对改变农村经济生活与物质生活现状的承诺,其结果是用意识形态幻象全部替代了严峻的生活逻辑。由此便带来了关于这种文学想象的虚幻性的评价问题。但另一方面:农业合作化小说的阅读语境至今也没有走出意识形态的限制。当我们提出此类小说追求的是一种“伪意识”时,并不是相对于存在某种客观的“真意识”而言的。所以,对50至70年代农业合作化小说的评价依据不应是“真”与“伪”,而应是与现实的接近程度。

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华文文学中的西方城市书写

20世纪50—70年代的美国华文文学,是第一批以西方城市为书写背景或表现对象的华文文学,其中的西方城市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并且充满华人移民对西方城市的消极体验,这与80年代以后中国的城市文学形成微妙的呼应,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叙事被消解,代之以美国与中国的二元对立,美国城市成为华文作家民族性与西方城市现代性斗争和博弈的场所,其结果是,华文作家以强大的民族性对西方城市现代性进行了挤压和驱逐,致使其文学书写中对西方现代性的集体去魅。

“革命家庭”的建构——50-70年代小说的家国书写

以上世纪50-7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及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经典作品为对象,论述了"革命家庭"的构成因素及建构规则和过程。提出"革命家庭"要具备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的阶级背景,家族复仇与阶级复仇相结合并向阶级复仇转化,革命伦理通过对家庭伦理的改造与借用,确立了家庭服从革命的绝对秩序,家庭亲情由革命的基础下降为革命的对象。

略论青春心态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产生的精神渊源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古老的中华民族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青春风貌,这一青春风貌与作家的创作激情联系在一起,使得"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出现了特有的青春心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历史渊源,本文就把这一文学现象放在历史的语境中作以梳理,指出"50—70年代"文学中的青春心态与"少年中国"运动、"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的精神渊源。

权力话语与批评话语齿轮的咬合——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遭际反观20世纪50-70年代的文艺批评

文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文艺研究的一个无可回避也无需回避的话题。伊格尔顿就曾说过，不必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或文学史，因为，“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文艺必然关涉政治利益和权力问题，不存在真空状态的所谓“纯粹”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文艺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是直面中国当代文学难以绕行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事件的解读，反观20世纪50-70年代文艺批评存在的问题，以期有益于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

关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思考——米尔格兰姆的启示

米尔格兰姆的试验结果之于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教学的启示在于：它提醒我们在面对那些负面的文学史事件时应更多地对“组织环境”，也应对作家同样具有的“服从权威”这一人性特点作出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的讲授对帮助学生认知“组织环境”与文学生存之间的关系、促进对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精神品格的深刻反思应该说是有相当独特的价值的。

论中国50—7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自然界中,男女两性存在着生理学和生物意义上的差别,这是基于生存发展这一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而形成的.但自从父权制社会以来,这种差别更多的则是受文化观念、社会权利的影响.在中国,还是许多等级与秩序的规定.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封建的王权、父权、夫权发生动摇,长期受禁锢的女性开始了人性的觉醒.娜拉的“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的宣言成为众多知识女性人生旗帜上的醒目口号.女性开始为争取做人的权利而进行抗争,女权被看作人权的一部分提了出来,从而使妇女解放与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历史文化思潮融汇在一起.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感叹道:“‘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提出呢?”历史以其稳健的步伐跨入了20世纪中期,随着社会解放的深入,丁玲呼唤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的女性和女性文学走入了有别于五四时期的新轨道.

从“自由进入”到“限制-融合”:20世纪50—70年代英国移民政策的变化

20世纪50—70年代,英国对英联邦内亚非裔移民的政策经历了自由进入到限制融合的变化。二战后劳动力的短缺使英国政府一度对这个移民群体持欢迎态度:只要是英联邦的公民,都有资格进入英国。大量移民的涌入影响当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并引发了生活方式的冲突。1948年移民法案重申了英联邦与殖民地人民自动获得英国公民身份的权利。1962年法案规定只有在英国出生或持有官方签发的护照,方可移居英国,从而根据护照类别把移民限制在技术或紧缺人才范围内。1971年的移民法案进一步规定只有父辈或祖父辈具有英国国籍的人,才有移民英国的资格。这一措施几乎是完全阻止了来自英联邦的、以定居为目的的移民的进入。在对英联邦亚非裔移民进行限制的同时,英国政府对欧洲移民逐渐持开放态度。

《红豆》的叙事方式——兼谈当代文学50—70年代的叙事问题

今天当我们撇开主题统一化的苛责,以多元的视角重读《红豆》时,我们不难感受到有两种既矛盾又统一的情调.

“别样天地”中的传统与现代“革命”——评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

传统与现代的文学探索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一个话题,对其的解读每一历史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而在50—70年代这一特殊历史语境中,传统与现代"革命"的关系与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发展态势都呈现别样景观。这一特殊性使我在阅读了李杨的《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之后愈加明显。

陈云与新中国50—70年代的对外贸易

新中国建立后,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对外贸易也在艰难的环境中展开。陈云本着国家和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领导了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工作,最终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不但使新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也为随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哲学的解放与“解放”的哲学——重探20世纪50—70年代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及其内部逻辑

中国当代史上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是在“大跃进”中出现的，是哲学领域“大跃进”的表现，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因主角是工农兵群众，也常被称为“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严格地说，“学哲学、用哲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运动，没有具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文化“审父”心理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并不具备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发生的条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审父意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集中崛起,由此带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中强烈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但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语境中,这种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受到主流话语权力的压抑,仅作为残存的文化审父情结蛰伏于当时中国作家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在当时主流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话语中,要么不具备现代性文化意蕴,要么其中隐含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被主流话语所置换、消解或遮蔽。而在"百花"文学和"地下"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中,却集中表现了接受过五四启蒙精神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或情结,虽然尚未构成大潮,但已然为新时期文学中审父潮流的出现埋下了历史伏笔。

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文学的审美倾向

从审美角度切入，有助于更深入认识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