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禹锡谪守连州期间的诗歌创作

谪守连州期间,刘禹锡的创作重点由揭露政敌的讽刺寓言诗转移到歌颂平藩胜利的政治诗。这种转移既是为创造精神所驱使,也是为时代风云所推动。与此同时,他聚焦于当地的风土人情,将平凡的春种秋收劳动作为乐于驾驭的题材,亦属于一种"开边拓土"的尝试。

召唤结构与李煜后期词的魅力

李煜后期词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和强大的感染力。而其感染力的最重要来源,就在于李煜后期词形成了一种具有极大情感包容性的"召唤结构",给读者提供了依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去进行审美再创造并获得同样深沉情感体验的广阔空间。

苏轼诗歌的礼物酬答书写

宋代关于礼物书写的诗歌数量激增,苏轼是礼物酬答书写的典型代表。苏轼对礼物书写手法进行重塑,融入个人生命体验,运用传记笔法,消解了宋前对礼物酬答的应酬化写作模式,为礼物赋予私人的审美意义与情感象征。礼物成为情感沟通的媒介,诗人在追忆中还原与友人的共同记忆。在“我”与“君”的对话中,勾连双方的联系,体现诗歌的交际功能。苏轼对礼物的书写使礼物具备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参与到宋调形成的进程中,可视为宋人交游状态的缩影。

歐陽修《贈王介甫》“吏部文章二百年”用典爭議考

歐陽修曾寫下“吏部文章二百年”詩句贈送給王安石,但後世文人對“吏部”指涉對象解釋紛歧,甚至産生許多扭曲二人形象的故事。此文透過分析歷代筆記、詩話作品中的相關記録,整理出宋朝文人對此詩句典故有不同的解釋,有以爲這是沈約稱讚謝朓之語,有以爲這是出自孫樵的文章。並且根據典故來源的不同説法,也發展出了影響二人形象的各種附會故事。這些探索多出於文人閲讀相關文獻時的個人領會,在未有明確證據的情況下,重新解讀詩歌典故,甚至不惜顛倒事實。此文更進一步探討歐陽修發揚韓愈文章的時間點,以及孫樵批評韓愈的用意,指出“吏部”確實指韓愈,“二百年”是歐陽修繼承韓愈文章的時間,“吏部文章二百年”是歐陽修創造的詩句,並無典故來源。透過此文的論述,除可釐清爭議之來龍去脈,對歐陽修、王安石二人形象有更確切的認識外,此文依資料産生順序臚列排比的比較方法,也有助於提供讀者實例,了解如何辨析詩話、筆記中對相關詩文典故説法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