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参古《易》：《太玄》的易学渊源

沿着班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的思路,后人就会寻求《太玄》与《周易》的对应关系,结果却发现二者有诸多不合。以此回溯汉代《易》经存在的实际情况:三《易》并存、《周易》尚未定型,说明《太玄》不仅仅是模仿《周易》,而是综合参照了当时存在的古《易》。本文通过分析《太玄》与《连山》、《河图》、《洛书》的具体关系,揭示《说卦》是《太玄》与古《易》联结的纽带,明晰三《易》发展的实际线索。

傅雷·张爱玲·《连环套》

张爱玲自1943年5月起连续发表一批小说作品轰动了上海,也令著名翻译家傅雷振奋。很少撰写文学评论的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论张爱玲的小说》,揭开了张爱玲研究的第一页。傅雷高度评价《金锁记》,对长篇《倾城之恋》和短篇《琉璃瓦》、《花凋》等有褒有贬,而对未定长篇《连环套》却采取了否定态度。他严厉针砭其主题、人物、格调,几乎全面否定其语言。正在创作旺盛期、好评如潮的张爱玲自然无法接受,在傅文发表当月作了回应与辩白。然而她心里十分明白:《连环套》没有写好,决定戛然而止不往下写了。几十年后,栖身美国的张爱玲重新看到《连环套》,她不能不衷心佩服傅雷激烈而中肯的意见。

抗艾莲对无症状期艾滋病毒感染者CD_4+~T淋巴细胞近期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抗艾莲(草药)对无症状期艾滋病毒(HIV)感染者CD4+T淋巴细胞治疗前后变化。方法:临床30例无症状HIV感染者口服抗艾莲粗粉30 g/d。连用60 d为1个疗程,共服用3个疗程。结果:24例患者完成第1疗程治疗,治疗前后CD4+T淋巴细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574,P=0.136);19例患者完成第2疗程治疗,治疗前后CD4+T淋巴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517,P=0.022);13例患者完成第3疗程治疗,治疗前后CD4+T淋巴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11,P=0.039)。结论:单味草药抗艾莲有提高无症状HIV感染者CD4+T淋巴细胞的功效。

王力《古代汉语》注释商榷三则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校订重排本)的文选注释有可商榷之处。《战国策·鲁仲连义不帝秦》中"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的"有"当是表委婉语气,其他古文献中习见。《诗经·无衣》中"与子同仇"的"仇"应该是"朋友、伙伴"。《公刘》"爰方启行"的"启行"当是"开路"。

连艾煎的体外抗氧化活性研究

目的:通过研究连艾煎的体外抗氧化作用,为充分利用连艾煎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以黄连、艾叶质量比2∶1制备水提液;以维生素C为对照,采用分光光度法测定连艾煎清除DPPH和ABTS自由基的能力;以N-乙酰-L-半胱氨酸(NAC)作为对照,采用荧光法测定连艾煎对LPS诱导的RAW264.7巨噬细胞活性氧簇(ROS)产生的影响。结果:连艾煎清除DPPH和ABTS自由基的IC_(50)值分别为(2391.20±41.85)mg/L和(249.98±17.19)mg/L,且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存在量效关系;而连艾煎对ROS的产生具有促进作用。结论:连艾煎具有一定胞外抗氧化能力,在胞内会促进ROS的生成,为连艾煎的充分利用提供参考。

二维码在初中文言文教学中应用的思考——以《爱莲说》一课教学为例

借助移动互联时代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便携式移动学习终端和二维码技术,教师利用二维码能够在课前将微课等资源推送给学生,方便学生高效自主地学习,还能随时掌握课前检测数据的汇总结果,增强后续教学的针对性。本文以《爱莲说》一课为例,介绍了二维码在初中文言文教学各环节的应用,在此基础上讨论二维码的教学功能,并对基础教育中学生使用手机的现象进行反思。

典型递进连字句特定格式分析

作为有递进标记的递进连字句A:别说A1连A2也/都VP和B:不但B1连B2也/都VP,它们同属于递进句式,但却也有着些微的差异性。对于有递进标记的递进连字句,A式一般是对预设信息价值的否定,而B式既可对预设信息价值进行否定,也可对预设信息价值进行肯定。A式与B式进行对比分析中,A式在语气上表示看不起、贬低、排除等义。

《爱莲说》在东亚:同源异境与文化环流中的文学镜像

考察周敦颐《爱莲说》在东亚的传播,可以发现文化母国和镜像国家之间形成的文学镜像,这种具有同源异境文化和文化环流特征的现象,还体现在濂溪之学的传播史上,更体现在跨越时空的文学、哲学、语言学领域。文学镜像反映的这种广泛存在于国际之间的学术风向和文化镜像,揭示了域外存在的海量汉文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系统整理,才能有超越自我和他者的平面视角,站立在更高的第三维度,进行尽可能全面客观的思考,实现学术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更可为解决中国学术研究陷入内循环的状况做出尝试。

从语源学和语义学看“Homosexuality”的中译谬误

名词翻译牵涉到两个语言体系不同的社会风俗和历史文化,若不从语源学(etymology)和语义学(se- mantics)入手,就难以满足“信雅达”三大要求。设若不信不达,必会造成种种误解。Homosexuality一词通常被译为“同性恋”,近年亦有译作“同性爱”,两个译法都未能充分表达homosexuality一词的全部内容。现今有许多性教育工作者对“同性恋”一词习以为常,忽略原词当中并无“恋”(love)或“爱”(love,affection)的意义,遂未能认清homo- sexuality的真相本貌,及其对当事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全部不良影响。个别性学工作者更因不明白“男风”或“男色”的实际情况,及其与当代“男同性恋活动家”(gay activist)所宣扬美化的“男同性恋”(homosexuality或male homo- sexuality)之间存在的重大差别,常有误以为中国古代已有“男同性恋”,甚或歌颂“男同性恋”。从语源学视之,ho- mosexuality实由sexuality再加词头homo合成,若要理解其全部含义,须从语义学的角度检视sex,sexual和sexuality 三词的全部意义。此三词在实际应用时,每多表示“性交行为”,只后二者间中用作表示一些与“恋爱”相关的概念。而homosexuality一词亦以用作表示两个性别相同的人进行“同性性交”(same-sex intercourse,或同性性行为) 为主,甚少用?

现代性视域下“边疆舞”文化转型研究

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的"边疆舞",作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现代形态的重要雏形,得益于戴爱莲深入民间的采集、整理、加工和提高。在思想的启蒙和现代的形式,文化的自觉和民族化的追求,政治斗争和城市舞台的需要等三个因素的影响下,乡村艺术的民俗形式开始转型为现代城市舞台艺术。

戴爱莲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拉班舞谱的推广与发展

拉班舞谱作为全世界流传最广泛的三大舞谱之一,在国内的传播与推广都离不开戴爱莲先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她为核心成立的中国拉班舞谱学会更是对拉班舞谱在中国的教学、普及、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笔者根据对中国拉班舞谱学会十余位老专家的多次访谈,梳理这一段逐渐被尘封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