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所见丁汝昌自尽诸家说及相应价值误判

关于丁汝昌自尽的问题,百多年来聚讼纷纭。实际上,无论是日本人《劝降书》中的巧妙预设,还是中日双方臧否不一的两极认识,也无论是研究者们动用的古今中外标准,抑或史学爱好者凭心情勾画出的丁军门像,都未能完全贴近丁汝昌自决前的心理活动和决绝一念。爬疏原始史料并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客观面对和解释新旧时代遭遇后东亚军政人物的价值判断标准及其实效性,或有补益。

北洋政府时期田宅买卖契约法制中的无权处分规则及其当代启示

北洋政府时期田宅买卖契约法制中关于无权处分的类型比较丰富,大理院阐释了无权处分的处理规则,区分债权契约与物权契约,债权契约有效而物权契约不生效力;经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处分人取得物权后,物权契约发生效力。大理院处理田宅买卖无权处分的区分原则继受自德国民法,引入区分原则不仅是法技术的继受,更是法理念的革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了无权处分制度,该条规定曾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巨大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原《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删除,再次引发讨论。我国当前的无权处分制度与北洋政府时期田宅买卖契约法制中的无权处分规则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对此的解释应回溯到德国民法关于处分行为的概念上,运用区分原则可实现体系上顺畅自洽的解释。

舆论视野中的民国时期出版业论析(1912-1928)

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舆论对出版业关注颇多,报刊刊发了大量出版时评。这些评论对民国出版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重点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供了可行的建议。有的时评呼吁出版自由,反对北洋政府对出版业的管制政策。有的时评对杂志、教科书、图书等不同种类出版物的编纂进行探讨,特别是讨论如何编纂教科书的时评颇多。此时期的出版时评展示了民国出版业的真实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抑制政治出版业的弊病起到一定促进与警示作用。

北洋政府时期鲁省大学的筹办及发展困境

北洋政府时期,山东曾有三所大学屡志报端:曲阜大学,初声颇高,然中道搁置;私立青岛大学,创始艰难,守成不易;山东大学,酝酿良久,却昙花一现。三所大学皆于1921年左右发起,虽殊途却终同归。教育政策、人才匮乏、派系缠斗、军阀斗争皆成为北洋政府时期限制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杨(士骧)、袁(世凯)关系与清末北洋集团

杨士骧是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核心人物。杨、袁二人关系的转变,为重新认识清末北洋集团的性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士骧继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固然出于袁氏的推荐和提拔,但亦由于杨氏的才能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的赏识。杨氏督直期间举办的“新政”事业和活动,一方面是执行袁氏的意旨,萧规曹随,另一方面也因有利于巩固清朝统治而获得了清政府的肯定。载沣驱袁事件后,杨士骧断然与袁世凯切割,既是出于趋利避害,同时也说明其忠诚对象仍然是清朝政府,而非袁世凯。杨、袁二人关系的历史表明,清末北洋集团尚未发展成为脱离清朝中央政府的分离主义势力,袁世凯与其同党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其同党对他的忠诚都是有条件和限度的,这亦是袁世凯北洋集团后来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根本原因。

内外苦权衡:北洋政府商标局对“味精”商标纠纷的裁判

1923年,农商部商标局成立后不久,天厨味精厂与日本铃木商社即因“味精”商标注册产生纠纷。商标局起初偏袒日商的裁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争议,后又不得不重新做出对华商有利的裁决。本文对这一案件进行细致剖析,发现商标局前后裁判结果的不同实际折射出该局在内外压力下的种种权衡。在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商标局不仅面临外国政府和商人对新《商标法》和商标局的反对,以及自身经费短缺等问题,同时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商标局对案件裁判依据不足,而强烈的社会舆论也成为商标局在裁案中必须回应的因素。商标局裁判结果的最终转变反映出北洋政府时期民族企业权利意识的增强及工商业团体和社会媒体作用的提升,也展现出北洋政府顺应时代潮流,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一面。

索薪封印:北洋政府时期职官的讨薪策略及其困境

北洋政府时期,延续晚清以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局面,加上军阀混战,军费支出大幅增加,导致职官薪俸无法及时、足额发放。职官为维持机构运作及自身生计,不得不采取封印、组织联合索薪会等形式,向总统府、国务院、财政部及实权派索薪。由于北洋政府政权更迭频繁,职官的索薪对象常常发生改变,加剧了索薪的难度。北洋政府职官的索薪封印,既反映北洋政府财政困难,也是北洋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的重要表征。

故宫博物院藏清末新军影像评述

故宫博物院藏有清末新军相册12部共800余张影像,这是目前海内外数量最多的一批新军主题照片。其拍摄时间从1905年持续到1910年,内容分为校阅和秋操两大类。影像呈现了当时新军将领、武器、服制、训练及演习等真实画面,是清末新军编练成果的直观展示。

甲午战争中日海军舰炮弹药技术优劣研究

在事关中日国运的甲午战争黄海大东沟海域遭遇战中,北洋海军的舰炮架退炮偏多,速射炮偏少,且弹药技术落后,使用黑火药填充、使用黑火药钝化成的栗色药发射。日本海军大量装备英国阿摩斯壮式速射炮,并使用威力更大的混装爆裂药和黑火药的炮弹,舰炮主弹为填装苦味酸爆裂药、带有引信的穿甲弹,使用无烟药发射。海军装备技术决定国运的兴衰,中日海军舰炮弹药技术代差明显,日本海军装备胜出一筹并在海战中起到制胜作用。黄海海战结束后,北洋舰队屡战屡败而最终覆灭,晚清也失去了制海权。

被遗忘的贡献者:一战华工回国安置问题研究

论文梳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华工从战时到战后的有关去留问题;北洋政府安置回国华工的官方举措及其实施困难以及华工回国的实际境遇与抗争活动;并探讨了一战回国华工并未因其身份和贡献享有善待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法华工多被遣返回国。北洋政府制定并推行《安置回国华工章程》,但地方政府在妥善安置被遣回原籍的华工方面,面临诸多实际困难。其间以梅钧为代表的旅法华工团,向山东省政府发起请愿,要求妥善安置归国华工,并与山东省政府展开博弈。此次博弈以梅钧离开青岛而结束,华工安置问题基本不了了之。大多数华工回国以后,并未因其身份与贡献而享有优待。他们穷困潦倒的结局是北洋政府时期普通人生计艰难的缩影,他们的弱势地位与无力争取应有的权益是他们被遗忘的根本原因。

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秦始皇”形象演变探析

传统社会,秦始皇主要以暴君的形象流行于世,这与儒家重道德、行王道的政治取向有关。至民国时期,秦始皇形象大变,不仅与古时不同,而且不同的统治阶段也不同。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的书写为例,北洋政府时期秦始皇被斥为专制魔王,国民政府时期则被颂为民族英雄。这一转变实是对彼时社会思潮嬗变的能动反映。北洋政府建立之初,因政体变迁而民主共和思想大兴,秦始皇因其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创建者的身份而遭受严厉批评;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地方自治思想的昌盛,秦始皇武力建国的方式被认为非良策,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因此他再次成为被贬斥的对象。但到了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日本入侵而致民族复兴思潮高涨,为了树立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意识,建立大一统之局的秦始皇广受赞誉。同时,秦始皇文化统一的做法,也为国民党坚持党化教育、思想统一的行为提供了历史依据。概言之,民国时期,在民主、民族、国家等现代思想的影响下,秦始皇的形象大异于古;而受制于不同的社会现实,主流的社会思潮亦有变迁,此反映到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便呈现出秦始皇形象的阶段性差异。通过以上考察亦可见,教科书中所谓的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是存疑的,其书写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并非全然为政治所绝对控制。社会思潮与官方意识形态既有融合又有博弈,两者共同参与到历史知识的建构中。

沈葆桢督江时期的南北洋关系(1875-1879)

沈葆桢总督两江期间,是湘系督抚把持江督和南洋大臣的间隔时期,亦是南北洋关系变动的关键时期。其间,南洋无论在筹建近代水师,还是在协饷北洋淮军、整顿江南制造总局和轮船招商局局务上,均能与北洋和衷共济,支持北洋,即使偶有分歧,仍合作居多。在海防塞防之争中,沈葆桢虽表示将持平相待,但实则偏向北洋。但在吴淞铁路案的交涉上,沈葆桢主张强硬,李鸿章则主张周旋,沈、李的外交态度,凸显南北洋关系的分歧。沈葆桢督江期间,北洋洋务、海防逐渐后来居上,对晚清内外权力格局的变动产生重大影响。

英国纽卡斯尔北洋水师水兵墓保护与社会参与研究

位于英国纽卡斯尔圣约翰墓园的北洋水师水兵墓,经过100多年的岁月侵袭,墓碑倒塌破坏,由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发起全球募集资金修缮。该保护项目由于涉及中华海外文化遗产与英国2级遗产,文章对其保护的责任与义务进行了工程伦理探讨。保护过程充分体现了社会参与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推进作用,丰富了该项遗产的社会价值。

论民国时期的民族政策

民国时期民族政策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与西学东渐浪潮之下的西方民族主义双层影响下的产物。民国时期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阶段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既有历史的进步性,也有时代的局限性。

中国百年药学教育的历史回顾

中国高等药学教育已有百年历史。1902年在天津设立北洋军医学堂,1908年创办药科,招收药科学员,学制3年,成为我国创办药科教育的开始,军医学校后经搬迁改组易名为"国防医学院"。此后四十余年间,国内设立药科或药学系二十余个。建国以后我国的药学教育得到了飞速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在院校系数量及招生规模上均增长很快,培养了大批药学人才。该文对中国药学教育的发展历史进行整理回顾,为研究药学教育史提供资料。

中心村选择中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

[目的]建立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模型,为迁村并点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的管理提供技术支持。[方法]根据村庄发展的机制选择经济建设指标、生态建设指标、社会建设指标3大模块,对涉及村庄发展潜力的18项综合评价项目的数据建立子集,并进行量化处理,运用客观赋值法构建各个指标权重值,建立村庄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并以河南北阳镇为实例对评价指标体系的可行性进行技术验证。[结果]建立了3级指标的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其中包括5个2级指标(村庄规模、村庄区位、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村庄文化),下分18项3级量化考评指标;又可归类为经济建设12项指标、生态建设3项指标和社会建设3项指标模块,并对每一项指标的选取理由作了充分说明。同时运用该体系对河南省北阳镇33个自然村的发展潜力进行了综合评判。结果有7个自然村综合评分在0.20以上。这一结果与实际基本吻合,说明该模型切实可行。[结论]该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对每一项指标数据的选取和量化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加入了生态环境与民俗民风元素,使考评体系更贴近民众,更加大众化,从而使迁村并点的选址更具科学性,更加具有说服力。

1920年至1921年北洋政府赈灾借债研究

1920-1921年北洋政府为赈济中国北方旱灾,对内发行公债、向外努力借债.这两笔债务的性质既不同于政治借款,又不同于实业借款,在中国内外债史上有其特殊地位.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北洋政府.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地方自治与统一国家的建构——北洋时期“联省自治”运动再研究

北洋时期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势力崛起,这一过程与西方自治思潮及联邦制主张在中国的传播相伴始终。"联治"含有多元合一的因素,并非"统一"的对立物。虽然"联治"有对抗北洋军人操控的中央之含义,但"统一"却始终是多数国人的政治诉求。由于北洋军政体系在"分"与"合"的争斗中趋向瓦解,推动统一的力量就只能在北洋体制之外去寻找。而以"分"为特征的北洋时期的"联省自治",也就悖论式地成了解构北洋军政体系、为形成中的国民党集权体制提供支撑的建设性因素。不过新的政治统一体却否定了自治及联邦,厉行党治,这又是多数客观上促成了这一体制的人始料未及的。

直奉战争之后的北京政治——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对北洋体系的整合

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时而出。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段企图通过召开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军阀之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其间经历了不同政治体制的艰难选择,以及各派政治势力之间"务求燕雀均衡"的权力分配。然而,由于段政府缺乏军政实力,没能形成为南北新旧各方认同并拥戴的权势中心,其整合北洋的努力未著成效。这一政治结局,使中国丧失了和平统一的最后机会,预示着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解决将转而经由北洋体制之外的途径,同时也预示了北洋体系最终崩殂的历史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