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古求新变:张说碑志文新探

受唐代文体革新的时代风气的影响,针对六朝碑志文写作的弊端,张说开始了以复古求新变的碑志文变革实践。他引史传写法入碑志,淡化宗族世系、重视人物性习,语体形式上骈散交融,风格上追求典雅,这些变革既体现了向蔡邕开创的碑文写作范式的复归,又为碑志文写作范式的变革开启了法门。张说的碑志文中交织着新旧范式变革阶段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阶段性特点,成为从“蔡邕体”走向“韩愈体”的津梁,是碑志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隐忍的阙失与痛快的宣泄——《对照记》与《小团圆》的互文性

自传体小说与自传文本以及回忆录之间往往有一种显隐相间、虚实相生的互文关系。本文以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与自传文本《小团圆》为个案,透过张爱玲的创作动机,追踪其心理与个体经历,考察《小团圆》之于《对照记》及其他相关传记、短篇回忆录之间的互文关系,寻找《小团圆》以虚构的叙事路线传达出的传记意义,在虚构与纪实文体间以此为个案探索心理传记的结构模式及真实的多面性属性。

张鷟生平经历及生卒年考释

张族鸟 是武则天时代较为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但由于新、旧《唐书》无本传 ,其生平经历和生卒年月均语焉不详。通过对史料的考释 ,可以廓清事实真相 。

张爱玲:不同传记文本的差异记述

张爱玲传记由1992年初起时的两部发展至今已有五十余部,呈现出作为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立、驳杂与丰富。各版传记对张爱玲处女作及散文《天才梦》的记述差异,充分展露出史料挖掘及着眼于传记层面的文学批评之于作家传记写作的重要性。

“迈注”之“迈”何许人也——复旦本《明史列传稿》研究之一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二六七卷本《明史列传稿》,是迄今所知张廷玉《明史》现存数种篇幅长、价值高拟稿中的一种,但学界对之研究相对较少,至今只知其于乾隆后的流传状况。文章通过对该书所保存的一个校对题签中"迈注"二字之研究,从该书乾隆嘉庆时曾存海宁拜经楼、海宁人许汝霖之家于康雍年间曾存《明史》拟稿之明朝大臣传部分之抄本、海宁人朱尔迈与许汝霖是好朋友、朱许二人与康熙时《明史》总裁陈廷敬也是好朋友、康熙二十八年至三十年以上朱许陈三人曾同处《明史》纂修馆之所在地北京、康熙二十二年纂修各官撰写的《明史》列传拟稿已经基本完成、康熙二十六年四月《明史》监修徐元文等改修为初稿的《明史》纪传部分已达十之六七、校对题签中的"迈"字、"万"字、"卷"字与现存朱尔迈一封信件中的"迈"字、"卷"字结构和笔画特点十分相似等,推断海宁人朱尔迈当即题签中的名"迈"之人。这一研究对于了解该书之早期形态以及进一步推动关于张廷玉《明史》拟稿状况这一史学史上重大课题的讨论深入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古籍载张仲景事迹与《张仲景传》的辑成

汉末名医张仲景,汉魏史书未立传,关于其生年事迹的记载均湮没无存。两晋之后,关于张仲景事迹的资料渐次增多。年代愈是晚近,张仲景的材料愈是丰富。唐宋时,张仲景的相关记载在不断累积的基础上具备了人物小传的形态。明清时形成了多种事迹完备、内容翔实、形式完整的《张仲景传》。通过梳理古籍所载的关于张仲景出生、学医、功名、交游、行医、著述、授徒、逝世等方面的事迹,可以得见《张仲景传》均是以民间传说为基本素材,对传说材料进行选择、改造,以此裁辑成史传形式的《张仲景传》。

创作在作家传记中的表述——以张爱玲传记为例

本文以张爱玲传记为例,归纳分析作家传记在处理传主创作问题时的四种主要方式,即:生平叙述的传记立场,详细分析传主作品的赏析笔调,寻觅传主与作品间内在关联的路线,指陈传主小说人物与故事的来源的对号导读方式。

修订点校本《明史·张居正传》随笔

在修订点校本张廷玉《明史·张居正传》中,笔者阅读了《文忠公行实》等13种关于张居正的传记。这些传记对张居正或基本否定,或基本肯定,或全面赞扬,或回避对张居正的政治活动进行记载。这种状况的形成,各有其时代背景。了解这些情形对正确看待和使用这些传记,甚有必要。前人对张廷玉《明史·张居正传》曾作过一些有益的校订,而尚有不少因失实而应予继续校正之处,其他传记与之相异之处也有须加考辨者;对此,文中皆有具体论列。

章学诚佚文一篇

《汪氏二节母家传》是章学诚的一篇佚文,收录于清代学者汪辉祖所编《双节堂赠言集录》中,该文对研究章学诚与汪辉祖的生平、交友以及思想颇有价值。

伤寒杂病论成书年代及仲景生平年代考

〈伤寒杂病论〉作为中医史上立法垂方之大作,其具体成书年代及仲景生卒年代却头绪纷繁,人言言殊.本文通过考证〈后汉书〉、王叔和〈脉经〉、皇甫谧〈甲乙经〉、〈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中＂仲景见何顒的时间＂＂仲景遇王仲宣的时间＂＂建安与建宁之辨＂及近现代研究仲景生平的章太炎、钱超尘先生的大作,分析得出结论：仲景大概生于公元150年,卒于公元201年前.〈伤寒杂病论〉成书于大概公元198~201年,并且张仲景与史载的张羡应为一人.

玄奘与印刷术——读《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札记

玄奘的两名弟子慧立、彦忄宗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写实的传记，记录玄奘遗嘱：“造素像十俱胝。”这一千万个“素像”只能是着墨捺印于纸面者，它印证了唐人冯贽所记“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的说法。这种功德行为已经包含了文化传播之内容，启迪僧、俗制造佛经复本以为功德的思路，印刷佛经呼之欲出了。

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索隐

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于2009年春天在两岸三地出版后,立即高踞畅销书榜榜首位置,使这位已逝世十多年的作家,再次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不少读者把《小团圆》中出现的每个人物和张爱玲的亲友画上等号,把小说看成是作者的自传;另外一些读者却认为小说中不乏虚构成分,实在不应该把它当作张爱玲现实生活的写照。本论文从这个讨论焦点出发,尝试在作者的其他著作、作者亲友的著作和作者前夫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找出与《小团圆》内容相关的资料,详细分析比较,希望能够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这位杰出女作家的生平和内心世界。

龙君章考

龙君章所著《江南野史》是一本有关南唐史的重要书籍，惜因作者生平未明而影响了该书的利用，本文通过稽考，证明龙氏里籍江西吉安永新县，主要活动于北宋前期的真宗和仁宗初年，并对长期以来龙君章与欧阳修关系的传闻作了考辨。

“张爱玲传记”不同文本之比较——兼论现代传记的叙事特征

该文从阅读的角度、以“细读”的方式比较分析了“张爱玲传记”的三个文本。三个文本在感情色彩的渲染方式、传记材料的使用方式及传主的作品在传记文本中的处理方式等各具有典型特征。对三个文本的叙事特征做理论性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对现有传记文学理论做了例证性阐释。

《秦始皇帝本纪》文献学琐议

《史记》关于秦始皇帝时代历史表现的记述,集中于《秦始皇本纪》之中。集中展示秦帝国史最重要史料的这一篇章,班固《典引》显现《秦始皇帝本纪》题名。这一情形,可以启示我们思考《太史公书》原始篇名的设定。有关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纪事,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焉作信宫”的标点方式,可以有所探究,以求理解太史公原本文意。张守节《正义》有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刻石“假威鬼神,以欺远方”解说的位置,处理方式似应作更为合理的调整。“逢盗兰池”事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出现《秦记》,应为《三秦记》。前人已经指出,“校勘记”应有所说明。

中国传记史的拓荒之作——《李鸿章传》述评

《李鸿章传》是中国传记史的拓荒之作。该书是梁启超倡导史界革命,运用新史学指导思想,对中国传统传记史重新改造的完美尝试并影响了中国传记史的走向。其中西合璧的体例,丰富翔实的史料,见解独到的史识,不愧为20世纪中国四大传记之一。该书对李鸿章及四十年来中国大事的记载和评价,在当时及近代产生极大影响,并且也是当下研究李鸿章及晚清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论章惇及其对荆湖的经略——宋代文官集团研究系列之一

章惇的经略荆湖,对宋室中央集权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综观章惇一生的为人为事,其德量、操行、能力均有过人之处,可算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之一。正是由于章惇等人的努力,内外交困的宋室才得以“帑庾盈溢”。而修史者将其列入奸臣传,既有失公允,也有失史家的操行。

“张文贵传”民间叙事形态研究

民间叙事的本质特征是模式化,此“模式化”以小大、浅深的不同可分为三个层次:母题、(情节)模式、(叙事)结构。以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张文贵传》及其系列同题文本为例,从“山贼”母题之形成、“灰小伙”情节模式之播散、“解厄”结构的文化艺术超度功能三个方面对俗文学文本叙事的源流、特点、内涵与功能进行探讨,可以见出母题只有融入有生命力的情节模式才能成为真正的“母题”,而情节模式具有层垒性和稳定性,民间叙事的深层结构在于在“功能”上与文化具有同构关系,文化具有疗救作用,文学艺术亦是如此。因此,对于民间叙事的研究是实现文化(基因)传承与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章学诚史传论三题

章学诚通过对"列女传"内涵的阐释,扩大了女性立传的范围,这是章学诚在封建道德范围内的对妇女人格日趋单一化的反拨。章学诚不仅唯"史意"是求,而且留心"史例",提倡建立《帝王传》与《史官传》:前者出于其对"本纪"的独特见解,《帝王传》的创立有利于解决《本纪》一身双任带来的尴尬;后者不仅是出于一种史家类群自我存在的认识,更表现为一种史学学术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