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Bolar例外规则”的学理解构与制度重建

我国"Bolar例外规则"规定于《专利法》第69条第(5)项,系为维护公共健康而对医药专利权所作的限制,通过对该条文的解读发现,其在制度构架和价值选择上有重新构建之必要。医药专利牵涉多方主体之利益,需要我们坚持公共利益优位原则,合理区分正当仿制行为与医药专利侵权行为的界限,从仿制行为的主观意图、客观行为和举证责任等方面进行综合权衡和考量。具体而言,可引入"客观衡量标准"基础上的合理注意义务来认定"行政审批目的"与"生产经营目的"的主观意图,同时需对特定环节的仿制行为之法律性质加以明确化,并优化侵权抗辩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从我国移植"Bolar例外规则"的立法初衷来讲,对医药专利权加以必要限制有助于缓解国内公共健康危机,保障公众对药品的可及性。

《马拉喀什条约》实施背景下出版机构的版权例外规则的适用

《马拉喀什条约》通过规定版权例外规则,旨在保障阅读障碍者能与普通公众一样,可以机会均等地接受信息、获取文学艺术作品。出版机构是提供无障碍格式版作品的主力军,在该条约转换为国内立法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出版机构的重要作用,为其开展相关活动提供便利。同时,出版机构也应当积极落实条约中的有关规定,享有权利的同时履行相应的义务,助力无障碍阅读市场的繁荣发展。

数字贸易例外规则的类型、演进及中国实践

数字贸易例外规则是数字贸易领域中寻求贸易自由与国家规制动态平衡的集中体现,大多散见于各双边、区域贸易协定及数字经济协定。这些数字贸易例外规则普遍参考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例外规则的设置模式、规范表达与功能定位,但在类型和规范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区域贸易协定规定的数字贸易例外规则适用情形及认定,存在扩张趋向。目前中国已缔结条约的数字贸易例外规则,与《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新规则中的同类条款相比存在差距。中国应妥善应对区域和全球性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更好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电子商务工作计划”,充分利用例外规则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的空间,推进数字领域制度型开放创新,推动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

《民法典》实施背景下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探微

《民法典》对合同相对性及其突破规则予以了明确规定,而目前对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既缺乏制度支撑,也缺乏理论探讨。行政协议具有协商性、合意性特质,其缔结、履行及违约处理需要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相对性原则具有维护行政协议中的意思自治、保护第三人的行为自由及维护交易安全和秩序的功能。基于行政协议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职权调整的需要、行政主体行政优益权行使的需要和行政协议追求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协议相对性例外规则具有特殊生成机理。行政协议相对性原则在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主体资格判断方面具有典型运用价值,需要在区分履行利益与固有利益、支配权与债权、代位权与撤销权等基础上考量行政协议相对性及其例外规则之运用。

论我国独立保函欺诈例外规则的适用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传统的担保形式已经很难满足交易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需求,独立保函制度便得以在中国广泛应用,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金融贸易领域的发展。区别于其他保证形式,独立保函其与基础交易相互分离的这一特点在赋予当时交易极高效率的同时,也迫使担保人承受着受益人欺诈索款的风险。独立保函欺诈例外规则便应运而生,对欺诈情形的认定是当下我国司法机关面临的重大挑战,既要保证保函的独立性,又要确保该独立性不为交易当事人滥用,相较于国际规则以及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我国的相关规则以及实际运用还有很大的进步和完善空间。

中国数据跨境流动监管规则与公共政策目标例外

数据跨境流动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也由此成为RCEP、CPTPP、DEPA等区域经贸协定中电子商务章节的重要条款。主要区域经贸协定确立了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但也为各国出于实现国内公共政策目标实施相关监管规则设立了例外条款。我国目前实施的“本地储存,出境评估”的监管模式,为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奠定了基础,但与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存在不尽协调之处,且在援引公共政策目标例外条款时可能面临挑战。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应坚持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原则,坚守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权;健全数据分级分类规则,细化数据出境管理规则;建立数据出境“白名单”,促进数据的自由流动。

德国“债务刹车”规则的重启困境与启示

一直以来,德国政府都在欧盟财政规则与国内“债务刹车”双重约束下实行财政政策,财政规则遵从度较高。2023年,“债务刹车”在疫情三年暂停之后重新启动。与此同时,德国财政扩张的规模创下历史新高,通胀率水平居高不下,德国重启“债务刹车”,一方面能够增强财政对冲其他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能够对投资和经济复苏形成羁绊。德国“债务刹车”面临的压力表明:一是要在财政规则之上设置例外条款,以统筹财政规则的约束性和灵活性;二是财政规则应当实施评估并做出动态调整,以提高政府应对重大冲击的反应能力;三是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协同等方式,实现债务和赤字在时空中的风险分摊管理,避免风险集聚;四是扩大有效投资、提升政策效能,积极财政政策要注重实效;五是要充分预判德国重启“债务刹车”可能导致的情境及其外溢性。

我国阅读障碍者版权限制与例外规则之完善——基于《马拉喀什条约》在我国的转化实施

加入《马拉喀什条约》是我国加强阅读障碍者权利保障的重要里程碑事件。为进一步落实《马拉喀什条约》的执行情况,使其中的版权限制与例外规则等能够惠及更多阅读障碍者,进一步彰显人文关怀,我国不断进行探索,以期达到阅读障碍者能够平等欣赏和阅读作品的目标。未来,《马拉喀什条约》中的版权限制与例外规则必将与我国著作权法精准对接。从《马拉喀什条约》中无障碍阅读条款的设置考量和阅读障碍者平等享有阅读权利的现实发展需求入手,如何增加无障碍格式作品的类型、让阅读障碍者多渠道获取无障碍格式作品、平衡各方利益等问题,值得我们探索深究。

Bolar例外规则的源起、移植与创制

Bolar例外规则起源于美国,经过Medtronic案等一系列案例的发展,在适用范围和行为认定等方面都有所扩展。Bolar例外规则与专利链接制度、专利期补偿制度、仿制药简化申请程序制度、首仿药市场独占期制度共同促进美国的医药市场发展,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药品市场,也为新兴药品市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样板。Bolar例外规则规定在我国《专利法》69条第1款第5项。若想获得与美国的Bolar例外规则相同的效果,我国应将与Bolar例外规则相配套的专利链接制度、试验数据保护制度、专利补偿期制度移植并进行本土化改造,在法律规范中明确其适用范围,构建完整的专利挑战制度。

药品专利“Bolar例外”条款的法律规则——三共株式会社等诉北京万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案

2008年修改的《专利法》增加"Bolar例外"条款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公共健康问题。药品和医疗器械上市销售需要经过严格的行政审批,而为提供行政审批所需要的信息,竞争者不得不进行伴随着专利实施的研究实验。如果竞争者等到专利权保护期限届满之后才开始实施专利以获得行政审批所需要的实验数据,则专利权保护期限届满后相当长的期间内仍然没有人能够将仿制药品投放市场,等于延长了药品专利和医疗器械专利的保护期限。

中美“Bolar例外”及其对制药产业影响的比较

"Bolar例外"条款是美国为了平衡其强大的原研药企业和崛起的仿制药企业之间利益而推出的法律规定,本文分析这一条款的运作机理,探究其在我国运行的制度环境,提出将这一条款本土化的建议。

WTO框架下的“环境例外”措施及其适用规则

本文分析了国际贸易规则与环境例外措施的相互关系,讨论了环境例外措施的主要内容,总结了适用环境例外措施的基本规则,并评析了中国实施环境例外措施的法律基础和经验教训。

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条款探析

WTO多边贸易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赋予成员方自由裁量权以采取措施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区域贸易协定中的安全例外则包含了更多的贸易政策新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数字贸易上设定了更高标准。美欧通过贸易立法在出口管制、产业安全和对外资审查等方面建立并加强了与"国家安全例外"有关的制度安排,以维护其在全球的战略性竞争优势。随着贸易竞争加剧和全球经济秩序的重构,以"国家安全例外"为由限制贸易与投资有加强趋势。由于WTO缺少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有效约束,其引用也可演变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21世纪国家安全利益的内涵已扩展到了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贸易带来的挑战,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构建有效的国际治理体系来应对。

一种规则驱动的Web服务组合例外处理方法

提出一种规则驱动的W eb服务组合例外处理模型,并对该模型的语义进行了详细说明。模型中的规则基于事件、状态以及元流程。元流程由相应的规则启动,并对基础流程进行协调和控制。该方法不仅支持错误恢复,同时也支持流程修改等复杂状况。模型实现了服务组合例外处理的模块化、可扩展性以及适应性。

国家经济安全与WTO例外规则的应用

进入新时代,尤其是美国税收政策变化后,如何确保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成为理论热点。通过国家经济安全的属性分析可知,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来自于经济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和风险、越来越复杂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和冲突、巨量贬值的对外金融资产和升值的对外金融负债所导致的经济福利流失以及贸易争端,但归根结底,其来自于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制度因素。安全例外在自我评判上的程度是一个敏感和悬而未决的问题。自我判断的安全例外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如果被滥用,可能会破坏整个WTO制度。与WTO安全例外自我判断相关的风险存在于对国家安全作扩展解释,根源在于无须受制于DSB的司法审查。

政府信息公开例外规则的检视与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例外规则依其例外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例外、第三方利益例外、内部行政信息例外三个逐次递减层次。在制度的设计层面,公开的三个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对这三个层次的司法审查应当依次采用仅审查是否存在合理依据、以利益衡量为基本出发点以及尊重的态度和有效监督并举的三种标准,才能达到兼顾保证信息公开与保证行政主体独立行政职能的目的。

“限制原材料出口案”的启示与“可用竭自然资源”例外规则的法律分析

发生在中国与部分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限制原材料出口案",其争议事实本身并不复杂,中国的多数限制措施明显违反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和自己的入世承诺。争议的焦点是采取这些限制措施是否符合GATT第二十条的一般例外规则。中方原以为举出第二十条的相关条款就能够证明自己的限制措施符合一般例外规则。殊不知,一般例外规则的运用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既要符合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也要符合第二十条序言的基本要求。"限制原材料出口案"一审败诉的结果迫使我们需要重新认识WTO的一般例外规则。同时,该案对我们今后遭遇类似争端也有一定的启示。

从政府规制理论看“Bolar例外”

Bolar例外是一项专利侵权豁免原则,文章从政府规制理论的角度探究了Bolar例外产生的根源即市场失灵,并对Bolar例外的产生过程、发展以及在国际上的应用现状进行了介绍,同时介绍了我国的Bolar例外条款,针对其在时间、地域和适用范围方面的规制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我国Bolar例外的完善提供参考。

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例外研究

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原则,但是《物权法》第9条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例外规则设计。该例外规则具体包括哪些情形,法律为什么规定这些例外规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这些例外规则的法律适用。论文结合上述问题分析不动产物权变动中不以登记为要件的具体情形,并就原因及具体司法实践中的注意事项给出了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