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豺山宫地望新考

豺山宫是拓跋珪、拓拔嗣父子经常临幸的地方,从平城到豺山往返可以径达,说明豺山近在平城大同。又云“北巡”,则其在大同的正北方。豺山又是漠南地区的交通要道,其北通参合陂,西达善无北陂,南下可到平城。其具体位置又在参合陂东岸的西南方向。参合陂即是今察哈尔右翼前旗境内的黄旗海,善无北陂即今凉城县境内的岱海,则豺山位置指向今丰镇市郊饮马河东侧的薛刚山。薛刚山在清代乃至民国时期尚有古寨遗存,该遗址正厅还发现有北魏时期的绳纹砖、布纹砖。该地还有灵泉一处,风景绝好。故可以断言薛刚山就是北魏时期的豺山。豺山周边的青牛山是饮马河源头附近的牛心山。罽岭就是今丰镇市城区东北方向上的平顶山。

嵇康《管蔡论》与魏晋之际政治斗争——兼论《管蔡论》被误读之理路与渊源

曹魏甘露元年,被司马氏扶持上台却欲有所振作的魏帝曹髦,亲临太学,提出“郑王之争”以及“圣人”“知人”等“时代之问”以考诸博士,这是一桩著名的学术兼政治“公案”。嵇康当时就在洛阳,其作《管蔡论》,不仅精准触及太学问对的隐秘玄机,并试图化解曹髦提出的疑而未解的“圣人之失”与“圣人之明”之内在矛盾,含蓄地表现出感情立场和政治倾向。嵇康暧昧隐晦的政治态度是当时政局下文士的普遍心态。所谓《管蔡论》表明嵇康“讥切司马”,乃至做出极端政治斗争行为,实属误读,亦有其理路与根源。

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以彩调剧《新刘三姐》为例

彩调剧《新刘三姐》是广西“刘三姐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最新作品。《新刘三姐》对千年以来的“刘三姐文化”进行中国式审美现代化意义的转化与改编,体现出了传统文艺作品的传承与创新。《新刘三姐》在与新时代主题紧密相连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刘三姐的形象进行新的塑造、对剧情进行巧妙的设置、对剧情中的矛盾进行中和式的处理。正是通过这三个维度的展现,来完成广西的民族文化符号——“刘三姐文化”的重构和展示,实现新时代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做出贡献。同时,《新刘三姐》的成功路径,也为中华其他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王渔洋《才调集选》删选诗考

王渔洋喜欢删纂唐诗选本。在其删纂的十部唐诗选本(合为《十种唐诗选》)中,《才调集选》较为特殊。王渔洋《才调集选》是对后蜀人韦谷的唐诗选本《才调集》进行的删纂。考察王渔洋《才调集选》对韦谷《才调集》的删纂情况,可以更好地了解王渔洋与韦谷二位不同朝代诗人眼中的唐诗面貌,这对于古代诗学及选本学研究均具有一定价值。

“道-心-文”与“道-理-术”--浅析近代龙学阐释的两种路径与体系

龙学史常言《文心雕龙校释》在《文心雕龙札记》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对此说尚缺乏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仅就《文心雕龙·原道》篇而言,《札记》在阐述“自然之道”后便话锋陡转,抛弃了《文心雕龙》的文本逻辑,并且为与桐城派论争而改造了《文心雕龙》的思想结构。反观《校释》,则始终立足于文本并结合中国艺术论的传统思维进行论证,企图彰显刘勰之本意。二者围绕“自然之道”分别构建了“道-心-文”与“道-理-术”两种评述体系。考虑到在刘勰的论述中,有圣、凡双重主体及不同视角,故而笔者认为,《校释》“道-心-文”的理论建构在“文之枢纽”层面更接近刘勰本意。而在全书其他部分,二者的诠释各有千秋,应合而观之。

《才调集》编选者韦縠生平考略

唐人选唐诗十种之《才调集》编选者韦縠,现存可资考证其生平的文献甚少。通过对《十国春秋》之韦縠小传,韦氏家族姓名及相关线索人物,以及《才调集》选诗的时间下限的分析考辨,得出结论:韦縠系出于京兆韦氏,曾任后蜀监察御史、某部尚书,其生年约在884年前后,卒年在943至960年之间。《才调集》成书于943年之后,此时韦縠已至花甲之年。

民族地区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研究——以桂林彩调为例

文章简述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彩调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从当前民族地区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上的不足入手,总结了导致彩调衰落的关键因素,分析了彩调旅游开发的优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桂林彩调实施旅游开发的具体措施。希望通过这一具体研究对象的剖析,使彩调得到更好地保护与传承发展。并以此为鉴,对当前我国少数民族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提供若干思路和经验借鉴。

民歌素材运用于音乐创作的新思路——陈怡钢琴作品《猜调》的音乐分析

旅美作曲家陈怡创作的钢琴作品《猜调》,虽然依旧取材于民间歌曲,但是明显有别于以往同一素材的作品,它既非声乐歌曲的简单移植,也非单纯的创编曲,而是对民间音乐素材进行深入的吸收和消化,再结合运用新的作曲技法,充分体现了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所追求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完美结合。该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民间音乐素材运用于音乐创作的新思路,对于我国当代音乐创作有着深刻的启示。

《文心雕龙》与集部形态建构

集部是中国固有学术四部之一,大体对应于现代的文学分野,它历经滥觞与衍变,有着丰富的意蕴,是古人关于文学的原初视野与独特判断,它与今天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学理论是可以互相参照的。《文心雕龙》对于历代集部的生成与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论广西彩调发展与心理诉求的关系

广西彩调剧承载着老百姓包括彩调创演人员和观众的心理诉求。从彩调演出发展的历史来看,三个阶段承载的心理诉求是不同的:一是喜乐心理,主要作用于自娱自乐阶段,二是求异心理,主要表现于走村串寨阶段,三是尚角、思变、消费心理,大多存在于固定剧场演出阶段。不同阶段的彩调艺术呈现出人们不同的心理特点,观众不同的心理追求又推动着彩调艺术的发展变化,二者联系非常密切。

对抗“五四”式启蒙方案——重读冯骥才《怪世奇谈》系列小说

冯骥才的《怪世奇谈》系列小说,以颇为反讽的态度重述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定性为封建糟粕的辫子、缠足和阴阳八卦,试图以世俗精神和常识经验为依据颠覆"五四"式启蒙话语的逻辑,体现出作者拒斥理性启蒙、回归常识启蒙的心态。

传统社会家庭成员户籍与财产法律变迁——从“分异令”到“别籍异财法”的历史考察

商鞅变法,行"分异令"等法令,强制成年子弟与其父"别籍异财"。汉及其以后的王朝,法律逐渐以儒家伦理为依归,其重要伦理"别籍异财"之禁,亦渐次成为国家法律:汉朝除禁止鳏、寡、老、疾等家庭分异外,对百姓"别籍异财"或合户,立法指导原则基本上是听民自便;曹魏改律,废止强制父子异财的"异子之科";西晋立法,要求子弟与耄耋父祖同居;南北朝都立有"别籍异财法",禁止父祖在子孙"别籍异财";唐修《疏议》,"别籍异财法"臻于完备。

范文澜注“张衡怨篇”句辨析

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明诗》"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不仅存在字讹序倒、人名错标、卷次淆乱诸多讹失,而且将黄注、纪评、李补和黄札裒辑于一体,统统置于李详名下,既有乖其书著述体例,又致使阅者错识颜标,还导致注文仰逼俯侵。故须辨析其讹误与错失,使黄注、纪评、李补与黄札各归其所。而在辨析过程中,还可以依据此条注文所透露的信息,判断"范注"所据底本为扫叶山房石印本《文心雕龙辑注》。

蔡文姬和她的作品

蔡文姬有复杂的家庭背景及悲惨的身世经历,她还有惊人的学识涵养及创作成就,五言《悲愤诗》的具体内容及艺术成就是其具体表现。

《诗林广记》版本系统述略

宋末元初蔡正孙所撰《诗林广记》自问世后,元、明、清刊板不绝,并远播朝鲜、日本,现存十余种版本,主要为20卷本、4卷本之别,并可大体归纳为元刻八行本、元刻十行本、明王瑛本、明王圻本四种系统。

早期革命文献的揭示、解读和研究——以李季致蔡元培、胡适的17通书信为例

随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民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民国文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革命文献越来越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文章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李季在1920年到1923年之间致蔡元培、胡适的书信17通为例,从特藏文献的发掘和揭示的角度出发,全面分析和研究其内容,展示了特藏文献研究的全过程。作者提取并展现了书信中隐含的大量具有研究价值的重要信息,其中尤以蔡元培和胡适对李季的马克思主义著译的指导和帮助为重点。

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1907—1908年在日本出版的《云南》杂志,以及民国成立后的1912—1913年在国内出版发行的报刊上,曾出现一个发表不少诗文的作者击椎生。此人究竟是谁？长期以来未引起学术界的特别关注。近年有研究者提出是蔡锷,有研究者认为不是,而是1907—1908年在日本积极倡议创设筹滇协会,借以＂救云南以救中国＂的政闻社成员唐璆。澄清此问题,对实事求是评价蔡锷和唐璆都是必要的,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蔡、唐二人负责。

嬉笑怒骂皆成戏——论广西彩调剧的讽刺艺术

被称为"快乐剧种"的广西彩调,大多包含着对社会弊病的关注与讥讽,剧中有激烈的道德批判类的讽刺,更有不少揭露对象的荒谬与不谐调的喜剧性讽刺。在艺术上独具特色,主要表现在:一是严肃写实,讥弊讽世,达到以小见大的效果。二是悲喜交融,蹙而能谐、婉而多讽。三是让人物处于自我暴露的地位,达到对丑的否定。

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考述

南宋蔡梦弼《东坡和陶集注》是《和陶诗》的早期注本之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内容一无所知。根据现仅存于韩国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所征引的内容,可以对其基本情况加以考辨。其成书时间的上限约在淳熙七年(1180)至绍熙元年(1190)之间,至绍熙三年(1192)之前完成。蔡氏为《和陶诗》作注,与此书的流播状况以及读者的阅读需求有着密切的关联;之后又继续编纂《杜工部草堂诗笺》,则与宋代陶、杜并论的文学风尚相关。蔡氏在作注时,参考了前代注陶、注苏的成果。其中陶诗部分对于订正后来刊本讹误以及考校陶诗原貌颇有裨益,苏诗部分则侧重于字词诠释与全篇串讲,这些特点均与蔡氏编纂此书时预设的读者对象有关。

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商榷

曾业英先生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提出了击椎生就是唐璆的观点。文章经过严密的考证后认为,曾文的论点和结论全部不符合史实。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