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赋二十五篇”到刘向《楚辞》成书的“聚合之势”考论——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二

从屈原《离骚》化用自己《抽思》《涉江》《天问》《远游》《思美人》《惜往日》诸篇,以及宋玉、贾谊、司马迁、东方朔或化用或论及屈作分别达今存七卷中之五卷、六卷、四卷、五卷等情况看,一个共25篇的“屈原集”很可能早已存在,甚至就是屈原自己所编。再从司马迁《屈原列传》、东方朔《七谏》看,今存《楚辞》中宋玉等人的拟屈之作也已围绕着屈原及其作品形成了一个“关系网”。因此,刘向编《楚辞》应是基于这样一个“屈原集”加“关系网”,合并、落实、调适而成的。就其“调适”而言,他主要受了司马迁影响,一是依循“时间”标准排列篇次,二是依据“悲其志”主旨进行再选拔;此外,他还引入了“代屈原设言”的写作标准。

中国楚辞研究范式的开创与定型——从贾谊到王逸

汉代是千年楚辞学的开创期,为后世楚辞学提供了基本研究范式。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主要有三条路径:一是从贾谊到贾逵,评价屈原或抑或扬的论争,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评屈格局;二是从刘安到王逸,他们奠定了《楚辞》注疏之学的主流道路;三是从司马迁到刘向,他们开启《楚辞》文献分类整理之路。梳理汉代楚辞学的开创与定型之路,是进一步探究楚辞学发展与演变脉络的第一步,亦是楚辞学史研究的重要一步。

楚辞《九歌》的诗体特征与屈原的独特贡献

楚辞《九歌》的产生,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诗体发展的一大飞跃。它以其独特的句式组合与章法结构,形成一种有别于《诗经》四言诗完全不同的诗体,展现了独特的节奏韵律之美。楚辞《九歌》是楚国王室的祭祀乐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身份参与了《九歌》的创作,并以其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艺术修养,将其提升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辉煌的艺术典范。

2021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屈原及楚辞的学术研究历史悠久,2021年继续呈现出持久生命力,各类专著、学术论文等成果迭出,涉及屈原精神与文化影响研究、楚辞文本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海外传播与翻译接受研究等诸多领域。

楚地家园的建构、回望与寻找——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楚辞》研究

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楚辞》研究旨在以生态维度审视楚地人民的美好生存与诗意栖居。“家园”是人与自然万物共生的根基与依托,而《楚辞》通过“回望”的独特视角探寻“家园”的本源意义;通过独特的“返乡”场域探寻“家园”的情感意义;通过“招魂”的独特美学特性探索“家园”的生存意义。在建构、回望与寻找家园的书写中,既有求觅大地、家园与家国的现实意义,更有精神层面的寻觅与救赎。本文拟基于楚地独特的文化生态与文化风貌,深入剖析《楚辞》在建构、回望与寻找家园书写中的独特理解与表达。

战损古籍的修复研究——以明万历套印本《楚辞》修复为例

山东省图书馆馆藏明万历套印本《楚辞》因遭受“五三惨案”弹片洞入,导致其主要破损状况为书叶撕裂、缺损。由于战损古籍的修复案例在古籍修复研究中鲜少涉及,且本书纸张厚度、性能较为特殊,其纸张、破损情况都具有特例性,因此本文从补纸选配和修复方法的叠加上阐释其特殊性,以期为战损古籍的修复研究提供思路。

屈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及其对楚辞的影响

屈原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其浓厚的家国情怀历来为人所称道。屈原作品在表达对于宗国故土的深挚爱恋之外,还体现出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主要体现在对华夏人文始祖的认同与归属、对华夏文明历史的认可与接受、对华夏礼乐文化的借鉴与吸收这三个方面。三者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屈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使得其创作在思想倾向、价值追求上与中原礼乐文化保持高度一致,其作品也由此而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屈原对华夏文化的认同,直接推动了楚辞的创新发展与价值提升。

处境、心态与话语特色——再论《离骚》的创作时间

在《离骚》中屈原几次提到为了坚持理想和高尚的人格,宁愿投水自杀。有两次明确指明要效法彭咸投水自杀,其中“愿依彭咸之遗则”是否为此意尚有争议,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却是明确无疑的。还有一次虽未提到彭咸,但表明“宁溘死以流亡”之志,也是明确表示要投水自杀。另外,还有“伏清白以死直”亦可理解为“投水自杀”。在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认知、情感表达和对死的态度及方式上,《离骚》与绝大多数屈原自杀前一年内所作诗歌具有一致性,而明确提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抽思》以及比《抽思》创作时间更晚的《哀郢》《涉江》却无一字提到“彭咸”,无一字涉及“死”,据此可判定《离骚》非屈原流放汉北之作,其创作时间当在屈原晚年。

吴汝纶评点楚辞的流变及特征

吴汝纶是清代重要的评点大家,他的楚辞评点最早见于其朱笔手批吴启昌刻《古文辞类篹》本,后不断有增补,直到民国三年(1914)吴汝纶《古文辞类篹评点》刊行。期间吴汝纶评点楚辞的主要内容,已通过《桐城吴氏古文读本》广为流布。吴汝纶评点楚辞所引诸家评识,以桐城派楚辞学为主,也与诸家所编选本的刊刻和传播有关。吴汝纶评点楚辞,受到桐城古文派的影响,从义理、考据、辞章等方面入手,兼具史学、文学与朴学特征。

楚辞之天象书写

楚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学传统,因而楚辞中有大量的天象书写。在巫文化和理性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屈原对天象的态度具有矛盾性,既在创作中大量运用神话化的天象,又在《天问》中质疑天文神话。楚辞之天象书写具有抒情性、象喻性,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上影响了汉赋之天象书写。

王逸注《楚辞》“飘风”“云霓”为“小人”辨正

王逸在注《楚辞》中提出“飘风云霓,以言小人”的理论标准,其典型性、普遍性的论述影响了后代诸多论家。王注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和政治文化目的,导致注《骚》时牵强附会、穿凿之甚,产生诸多问题。南宋朱熹于《楚辞集注》中指出王注存在问题,但未将屈骚“飘风”“云霓”全貌阐释出来。回观屈骚“飘风”“云霓”的真意,需要回到二者产生的文化语境——《诗经》《老子》等先秦典籍中,方能明晰二者从屈子到王注,再到朱注意涵的演变过程。

辑补楚石佚赋《和〈归去来兮辞〉》《和〈闲情赋〉》——兼论《西斋和陶集》

根据明人叶盛《水东日记》与朱右《白云稿》的相关记载辑补、勘误《全元文》《全元诗》《楚石梵琦全集》中楚石梵琦的《和〈归去来兮辞〉》《和〈闲情赋〉》以及八首和陶诗与《西斋和陶诗序》。同时,借助前人记载窥探《西斋和陶集》的原貌。从陶渊明及其诗文与佛教的因缘、僧人创作传统、陶渊明的文化意蕴、楚石与陶渊明的经历分析楚石《西斋和陶集》的创作原因。

论楚辞文体在魏晋六朝的传播与接受

楚辞在汉代奠定其文学地位和传播基础 ,而作为一种文体的确认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楚辞》和《楚辞章句》的面世推动了屈骚在魏晋六朝的传播 ,而这一时期的传播方式与接受角度都有新的变化 ,从重情而转向了尚辞。随着文体辨析的风行与大量的文章别集、总集以及书志的出现 ,魏晋六朝文人对屈骚的认识逐渐从模拟怨情转而关注其艳词 ,并以艳词作为骚体的特色。从汉人的辞赋不分到齐梁文人的骚赋分立 ,从汉人的区别屈宋到齐梁文人的屈宋并举 ,体现了这个时期文学观念的演进与文学思潮的变化 。

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早在唐宋时期,楚辞文学便开始在东南亚等国家传播,对朝韩文学和日本文学都有影响。19世纪以来,楚辞文学开始受到英语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意识形态、学术环境及个人的学术背景等是影响楚辞在英语世界传播和接受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产生的重要原因。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

西村时彦(1865—1924),日本明治大正间汉学家,尤精于楚辞。他对楚辞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采集收藏《楚辞》类典籍一百余种,其中有善本(明刻本、清初刻本)二十余部,日本刻印本十二种,西村手抄本二十七种,多为中国学者所未见;(2)西村藏书多有批校、考证,并完成研究性著作四种:《楚辞王注考异》一卷、《楚辞纂说》四卷、《屈原赋说》二卷、《楚辞集释》不分卷。

以己注骚,以骚注己——论谢济世《离骚解》的“感遇情结”

谢济世的《离骚解》在清代纷繁的楚辞注疏中不同于其他众多注本,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与个性色彩,始终萦绕着浓郁而独特的"感遇情结",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谢济世"以己注骚",用自己的忠贞之心为独特的注疏视角,所见所得颇具独特创见,既由己推人,断定且坚信凭屈原忠义大节,定不能背君而"去国",并以此作为解读《离骚》的推理前提和论证依据;又"落实"文本注疏,以"现实化"的内容和形式,解读《离骚》"超现实"的想象。另一方面,谢济世"以骚注己",这种解读方式有着特定而深厚的形成机制;"以骚注己"具体表现在谢济世通过注解《离骚》,感怀自身坎坷"身世",表达爱国怀忠情志,并隐喻自身对于现实政治和出路的思索与探求。

楚辞文化与苗族民歌

《楚辞》是屈原继承和发展南方民歌的艺术创作的结晶,《楚辞》同苗族民歌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取材于苗族民歌,且与楚文化同步发展,并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楚辞序》的作者并非班固

由于洪兴祖《楚辞补注》所介绍的《楚辞序》与附录的班固《离骚赞序》及《汉书》相关篇目对屈原的评价存在抵牾,所以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断争议。通过各种材料以及逻辑分析可知,《楚辞序》的作者并不是班固,而是与班固同时期的东汉著名古文经学大家贾逵,这样一来,班固有关屈原的评价不再存有“矛盾”,且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试论楚辞“荃”、“荪”喻君的原始意象

以“荃”、“荪”喻君是楚辞香草美人传统中的核心艺术意象,几乎成为楚辞中司命之神与楚王的专门指代。从喻于司命之神,再喻于君,都与楚国的神话传说和神巫合一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残留着楚人对远古氏族祖先昌仆氏的原始记忆,表现了诗人与君同祖的血缘宗亲情感。

《楚辞》研究:功夫在书外——以《楚辞》文献研究为例

本文主要以《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以例证的方式说明:《楚辞》研究要想有所进步和发展,必须注意《楚辞》研究以外的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同时必须注意非专业的《楚辞》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研究成果。只有同时注意到这些学术研究成果,《楚辞》研究才可能有所新的突破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