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Leisure Style of Men of Letter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Its Social Influence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background of the leisure boom among the literati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tics, economy, ideology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elaborated the leisure styles of the literati in terms of enjoying a sightseeing tour, sampling wine and tea, appreciating and collect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orks, favoring theatergoing, indulging in dallying with prostitutes, practicing meditation, and building gardens, 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their leisure styles on th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 drama, literary creation, garden construc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It is hoped that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politics, economy, ideology and cul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leisure tourism.

《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与词学阐释

明代中后期有一股改编重刊《草堂诗余》的浓厚风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它从歌词作品集向文学作品集的转变,还藉此形塑了一个分类、储存、加工古今词作的知识空间。围绕《草堂诗余》的改编重刊,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采用不同策略(或分类,或分调)的词学阐释群体,他们通过选词、考调、校勘、笺注、评点等方式,构筑了一个个不同的集词选、词谱、词评于一体的唐宋词阐释系统,对文本施加或预设其特有的阐释意图,或溯源诗乐传统以尊体,或揭示言情特质以别体。《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不但为唐宋词在明代的传播作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一定基础。

明清仙道小说的结构模式及其来源

明清小说的繁荣,带来了小说观念和小说理论的繁富,小说家纷纷对小说的结构艺术进行深刻思考。在这个背景下,作为明清小说中一个新品种的道教仙道小说,据初步统计共48部,它们的作者都曾苦心经营过这些小说的结构模式,结果是全部48部仙道小说无一例外地按照“仙界开局式”“凡间发展式”“玉局结尾式”,即“仙界→人世→仙界”的三段结构形式来布局谋篇,这种模式同时也策应了明清文法、戏法、小说法等提倡的豹头、猪肚、凤尾的结构理论。究其原因,主要受诸如《太平经》等早期道教在经典制作上的文本模式的影响。但是明清仙道小说在结构安排、叙述风格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差异性,这是服从于仙道小说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其他外在客观因素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文学地理空间视域与“吴蔡体”的形成

吴激、蔡松年由宋仕金的人生际遇及其随之而来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转换,是“吴蔡体”形成的关键进路,吴激肇其始,蔡松年定其型。具体而言,身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的吴激承袭苏轼以词书写士人情志的词学理念,融前人诗句入词,以词来抒发孤臣孽子的故国之思,引起了其他由宋入金词人的广泛共鸣,“吴蔡体”得以创建。稍后的蔡松年,尽管同样流落天涯异域,然其道德背负较轻,遂于清壮洒落之中寄寓乡关之思,将吴激词的故国之念创造性地转化为归乡和隐逸,建构了异域文学地理空间内入金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回应了金代词坛新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艺术境界的追求与理想,使得“吴蔡体”具有开辟一代词风的情感内容、艺术模式、审美趣味和生命意义,金词的艺术格局由是得以形成。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明式家具图案感知偏好研究

明式家具图案的审美体验在现代产品设计中屡见不鲜,而理解消费者视觉加工中偏好与图案感知之间的关系,对传统图案在现代产品中的装饰应用至关重要,但至今尚无研究解释消费者视觉加工中审美偏好与明式家具图案感知之间的关系。因此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探讨明式家具图案感知和偏好的关系。采用问卷量表法收集数据,利用SPSS和AMOS软件进行路径系数分析、相关性分析和调节分析等。结果表明:在明式家具图案感知中,熟悉度、复杂度、美感度、抽象度和动态度等感知因素与偏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熟悉度是明式家具图案感知偏好的最佳衡量指标;所提出的模型在专业组和非专业组中具有差异性,但兴趣值的高低均对两组的感知偏好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上述结果为明式家具图案在现代产品装饰中的实际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明式架类家具造型规律与创造性转化研究

明式架类家具作为明式家具中最灵动最毓秀的一类,种类繁多,用处也很多,非常贴近古人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并在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依据明式架类家具图片资料的造型类别划分入手,分析明式架类家具不同类别下的造型规律,结合古代画作中所记载的架类家具的形象,分析其时代背景与当时人生活方式影响下的功能特征,并结合市面上的现代中式家具,探究在现代社会明式架类家具的创造性转化。

拼布秩序之美——明式“水田衣”文化及创新研究

明式“水田衣”作为明清女性特色服装,是利用零碎面料缝制成一件完整精美的服装,从制作方式、艺术形式和文化内涵上展示了中国传统服饰元素的深厚底蕴。文章依托文献研究法针对明式水田衣的历史发展、文化特征及艺术价值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并结合当代时尚阐述了明式水田衣创造性转化、创新性拓展的设计实践思路。

明朝时期纺织艺术的特色与传统

纵观我国上下五千年发展历程,明朝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文化与艺术,其中就包括不拘一格的纺织艺术。明朝纺织艺术具有丰富多彩的花纹与出色的制作工艺,拥有优雅品位与高超的纺织技术。明朝的纺织艺术正是因此而举世闻名。明朝纺织品可以满足大众的实用需求,进而深受人们的喜爱与赞赏,成为当时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文章对明朝纺织艺术的特色与传统进行了研究,在我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演变和传承过程中,明朝纺织艺术的影响较大且意义深远。

明代词论之“主情与近俗”论略

“主情与近俗”是明代词论中一对颇为重要的审美范畴。在两宋金元的词论中,多有关涉词之主情、雅俗的阐述,这些为明代词论同类话题的诠解提供了思考基础。明前期,叶蕃、陈敏政、梁桥等人推崇词之教化主理,而强调词之主情是明代中后期词论的重要话题,对其发展有所贡献的主要有张綖、周逊、王世贞、沈际飞、陈子龙等人。就明代词论中雅俗观的嬗递情形来看,前期词学批评以雅正刚健为主流,中期众多词论者倡导近俗观念,而后期论述又复归至雅正之途。明代词论关涉主情与近俗的阐述,对清人的启发意义颇大。对明代词论之“主情与近俗”展开细读剖析,可还原千年词学史的重要一页。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谫论明清小说家词作的通俗化特质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词,可以发现这一群体之词的通俗化特质有题材世俗和语言俚俗两种特殊表现。前者受小说创作原则、时代文化背景、小说故事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后者受“游戏体”的创作意图、随意的创作态度、习惯性的小说用语以及明清词谱的广泛使用等方面的影响。以上内容体现了明清词坛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及文人之间世俗交往的文化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把握明清词坛整体样貌。

论陈廷焯对史达祖词的批评

晚清著名词学家陈廷焯的词学思想一般被分作前后两期,由服膺浙西词派到继承常州词派。他前期通过不同词人的比较衡定了南宋词人史达祖在词史上的大家地位;后期以“沉郁”论词,史氏也是他标举的典范词人之一。陈廷焯词学思想经历了变化,对史达祖词始终推崇备至,但因批评标准的差异,他对史词的评赏与选择也发生了变化,显示出稳中有变的一面。陈廷焯后期关注到了史达祖人品与词品的矛盾,最终采取的态度是不因人而废言,仍非常欣赏史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词调研讨与技法革新:论陈维崧的后期词体创作

康熙十一年(1672)后,陈维崧完成了词学理论建构与词体创作的转型,并再次对自身的创作实践予以整体上的研讨与革新,主要体现在词调和倚声技法两个方面。陈维崧有意识地以词存调,在后期词体创作中注重一调一词、一调一题和因情因事选调三个维度,可谓体认古人之词心,振兴今日之词学。倚声技法上,陈维崧对叙事模式和用典方法加以改造。前者或以联想作为行文铺排的内容来源,脉络相对隐晦;或以意象为脉,在事件堆叠中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意脉纵横。这两种方式在表述上或如神龙在天一鳞一爪,或如雕龙之首尾完好,随物赋形。后者于事典、语典中奉行点事不点人、点人不点事的用典原则,以藏头露尾的技法达到古雅质朴的艺术效果。

由唐入宋同调异体词作句式嬗变探迹

唐五代到北宋前期,是词律逐渐形成、定型的时期。同调异体词作因其曲调的渊源关系,在句式上呈现出五言句向七言句的转化、基本句式与特殊句式的保留、唱法固化造成的句式沿用等特点,展现出词体句式的演进轨迹与文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同调异体词作句式之研究,对于曲调渊源之考订、词作创作时间之断定、词作异文之选择亦有重要的现实功用。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义利与天命:明代中后期士人举业心态钩沉

科举制度在明代逐渐完善并发展至鼎盛阶段,因其制度本身尚存在不足之处,加之明代浓厚的功名风气影响,使得明代中后期的科举竞争压力愈发激烈。与此同时,明代繁荣的商品经济与市井生活对于人们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诱惑与压力相互作用使得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举业过程中的心态变得尤为复杂。通过对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学术学风、官学教育等方面的考察,大体可以钩沉出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三种举业心态:即功利心态、天命心态、抵触心态,从而更为全面和立体地认识明代士人的举业心态。

“明式座椅”视觉符号中的礼仪思想探析与设计实践

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明式座椅的设计对人的体态和仪态起到了约束的作用。文章基于符号学的理论剖析了“明式坐具”视觉符号的构成元素,通过点、线、面、体、料、序六个方面论述符号和礼仪的转译关系,并将明式座椅的礼仪思想总结为人伦理念和修身观念两种。结合平面设计的审美需求探索中式礼仪文化现代化传播的创新途径,对明式家具文化和礼仪文化传播与发展具有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