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o Yuanming's Poetry as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How Robert Ashmore Connects Tao Yuanming with Confucius

1.Tao Yuanming:A Confucian Thinker It is common sense tha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the Wei and Jin period witnessed the ebb of Confucianism after the Han dynasty.With the blossom of Daoism and Buddhism,the influence of Confucius’teaching in this period,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Han dynasty,was relatively attenuated.

从刘辰翁对孟浩然诗歌的评点中观其文学观念

刘辰翁作为宋末元初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较为全面地评点了孟浩然诗歌的艺术风格、篇章结构、语言修辞等。从刘辰翁对孟浩然诗歌的评点中可以管窥其文学观念,总结下来大致有三个方面:“尤贵情真”的思想观、“流荡自然”的创作观和“审美会意”的批评观。刘辰翁这三方面的文学观念是相互联系的,追求情感真挚的文学思想决定了他在创作方面崇尚自然、在批评方面注重审美的主基调。刘辰翁的文学观念是接近文学本质的,他注重文学的生命化和情感性,重视读者的内心体验。

清末王安石诗的接受与阐释——以梁启超评点《王荆文公诗》为例

清末王安石诗歌备受关注现象,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诗学思潮有关,但更离不开梁启超的参与和推动。对《王荆文公诗》的评点充分体现了梁启超对王安石诗歌贡献的肯定。通过梳理该书籍的评语可以发现,梁启超着重阐发了王安石诗与韩愈、杜甫之渊源关系,同时对王安石诗的风格,如字韵的使用、句法、章法等方面予以较全面评价,对王安石诗意境之美和诗歌中的人生况味亦多有索解。总之,梁启超高度认同王安石对宋诗的贡献,对其诗歌成就评价极高。由此可见梁启超与王安石在诗学主张及风格追求上有相似之处。

基于辑佚的苏轼《论语说》研究——苏轼“海南三书”论之二

今传苏轼《论语说》为后人辑佚所得。苏轼的《论语》解读,多对孔子思想的格言式表达作了较细的剖析,体现了自己亲仁好仁而不违仁的基本思想、因循孔子兴礼乐行中庸的主张,在不乡原非中庸时选择狂狷,并在说《诗》时以无思无为为“思无邪”的至境,以口手相应的平易表达为辞达的至境。

《人间词话》中辛弃疾的超拔地位与成因——兼论王国维的评词标准

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偏爱五代、北宋,对南宋的词人词作整体评价不高,但对辛弃疾却一反常态,认为其“堪与北宋人颉颃”,在南宋词人中将其置于超拔地位。王国维对辛弃疾的赞赏,主要着眼于词人品格、自然真情、整体风貌等方面,这也是辛弃疾获此超拔地位的原因。通过辛词在《人间词话》中所具有的特殊性,可以看出王国维的评词标准之中,所谓“隔与不隔”对用典的要求并不僵化,有可转圜通融之处;“要眇宜修”与“不隔”之间看似矛盾,实则具有深层的协调兼容。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姜夔词研究

村上哲见作为当今日本词学界的领军人物,一生致力于中国词学研究尤其是宋词研究,对姜夔词研究有独到见解。他为了准确定位姜夔词在词史中的地位,围绕着关于姜夔词的诸家讨论,考述与梳理了姜夔的生平和著作、历代姜夔词评,考察了作为“别派”的姜夔词,探讨了姜夔词与辛弃疾词、周邦彦词、吴文英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通过历时性分析考察南宋以后诸词选中的姜夔词收录情况并综合各方观点,最终确定了姜夔词的独特地位,提出南宋词坛辛弃疾、姜夔、吴文英词三足鼎立的观点。

《四库全书总目》的宋诗观

《四库全书总目》的集部对宋代诗歌之观照,形成了具有《总目》特色的宋诗观。通过与唐诗的比较和对宋诗本身的认知,《总目》之宋诗诗史观可用一“变”字概括;《总目》对作家的考察集中在人品、根柢、师承三个方面,形成了由内到外、由浅入深的评价体系;风格上,《总目》崇雅、追骨、尚格,体现了对温柔敦厚诗教的推崇。总体来看,《总目》的宋诗观比较公允,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研究者客观对待。

《诗经》《论语》中“士”含义的变迁及意义——兼论孔子对“士”的改造

《诗经》《论语》中“士”的含义由“身份之士”转向“德行之士”。这种变迁受封建秩序解体与礼乐文化下移的影响,殷商祭祀文化中的宗教精神和西周的礼乐文化经孔子的传承和改造对士内在品格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士”出之为“仕”使没落的“士庶人”重新成为统治阶层的“士大夫”,士之品格也成为后世士大夫内圣之学的重要内容。

研究型新诗教材写作的探索与实践

针对当下新诗教材编写中研究型教材的短板,方长安所著《中国新诗史论》进行了有益尝试。在编写体例上,《中国新诗史论》将宏观元问题阐释与微观个体诗人剖析相结合,每章借助“现象与问题”“专题论述”“诗学文献与研究参考”和“思考题”,不仅深化了学生对新诗史的认识,而且通过教材内外的延伸拓展,使教材成为启迪智慧、培养学术能力的媒介。同时,《中国新诗史论》的新方法、新材料、新结论为学生提供了传播接受与新诗经典化的前沿研究视野,引导学生以新的范式从事创造性研究。作为研究型新诗教材,《中国新诗史论》在更新和训练学生学术思维、学术方法、学术实践,培养学术研究型人才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教材写作范式。

“兴观群怨”在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厘清“兴观群怨”的内涵,结合《论语》及孔子“兴观群怨”的教学实践,探索“兴观群怨”在古诗词教学中的运用:诵读点拨,感知内容;观字析句,体察风貌;合作探究,把握情感;辩证思考,质疑权威。

述论《关雎》诗解

“诗解”一词包含两层意蕴,一是对诗文本的疏解,二是对诗所负载的社会功用的判定。《关雎》原为先民歌谣,在儒学独尊的背景下被奉为圭臬,历代研究者对其不断注解疏正,诗解延传更迭,赋予《关雎》个人进德、主文谲谏、人伦教化等社会意义或功能。回顾千年的《关雎》诗解史,“诗学”和“经学”构成了两条基本的阐释路径。该文选取《关雎》诗解发展中较为重要的时间节点,论及先秦、两汉、宋代、清代、近代的代表诗解,希冀以此把握《关雎》诗解的发展脉络。新时代再读《关雎》,其体现了完满的男女相合之义,当为礼制影响下的爱情诗之冠冕,是古典爱情诗歌范式。

宋诗话中的杜诗对仗艺术批评

宋人诗话中,将"诗圣"杜甫的对仗艺术奉为诗学楷模,择取了杜甫一生诗歌创作中运用的多种对仗形式进行艺术批评,指出"借对"可通过借音和借义途径,使宽对变为工对,达到工巧自然之妙;"当句对"在句中自成对仗,且有一字相重,可使诗句音节流转,和谐入耳;"扇对"上下四句交错隔句成对,有如折扇弯曲而合之貌,方式独特;"流水对"上下两句,连贯而下地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动态成对,可克服"对举式"对仗板滞的、凝固的弊端;并对杜诗中"轻重对""偏枯对"的"词性不属"之缺点加以批评,体现出宋人批评视野的全面性。

从上博简《孔子诗论》看孔子《诗》教

上博简竹书《孔子诗论》是孔子教《诗》的记录,它的整理和出版为研究孔子诗教思 想和实践提供了新的直接的材料。分析《孔子诗论》的文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孔子的《诗》教 思想,了解孔子教《诗》的内容和方法,总结孔子教《诗》的特点。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教”传统

孔子对《诗》的态度及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对孔子教《诗》的特点、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确立及由《诗》“可以怨”生发出的风雅正变问题,重新做了文献上的印证和澄清,为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及“诗教”传统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从孔、孟、荀引诗、说诗看儒家《诗》的经学化进程

先秦儒家诗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孔子诗学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诗学注重礼与实用性;孟子诗学则着眼于政教性,推动了儒家诗学向经学化方向发展;而荀子诗学强调宗经、徵圣、明道,标志着儒家诗学经学化的基本形成。

宋词的书册传播

图书是宋词传播的重要媒介,对宋词的即时传播特别是流传后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别集、选本和词话是传播宋词的主要图书媒介。它们的传播方式不同,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也不同。别集传播宋词的数量最多,选本保存宋词精品及作者人数最多,词话则宣传宋词最力。

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孔门后学的诗学倾向

楚竹书《孔子诗论》非出自孔子 ,乃孔门后学之作。其与《论语》中所体现出的孔子《诗》学 ,应属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风。竹书《诗论》与孔子《诗》学之间 ,在学诗以培养人格、传承礼乐文明等文化精神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但更多的是发展。竹书已不再强调《诗》的社会功能 ,不再考虑《诗》的比附性意义 ,而是在对诗意的理解中 ,把握诗旨 ,并把诗与社会、政治及历史联系起来 ,从《诗》中探寻周代社会政治盛衰之迹。呈现出由《诗》之文本入手的学术性倾向。其对孔子诗学的最大发展则在于对诗歌本质与性质的认识。

上博简《孔子诗论》对诗教学说的理论贡献

上博简《孔子诗论》对儒家诗教学说的理论贡献体现在说诗体系与理论创造两个方面。《孔子诗论》突破了此前断章取义、借此证彼的说诗方法,说诗始终着眼于作品本身;作者第一次对颂、大雅、小雅、国风四类作品大旨进行归纳,这有助于说诗走向体系化。竹书作者将战国前期儒家的性情学说和礼学家的礼义思想落实到《诗》学研究之中,初步呈现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理论倾向,这对此后儒家构建说诗理论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绝望和希望中徘徊——试析哈代诗歌的悲观主义

本文着重分析了哈代诗歌中的悲观主义。文章认为哈代诗歌的总基调是悲观忧郁的，但由于哈代哲学思想的矛盾性， 使得他诗歌之中的悲观主义思想极不彻底。绝望和希望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协调地统一在哈代身上， 诗人徘徊在两者之中， 一方面留恋过去， 对现实深感绝望， 认为希望与自己和当代社会绝缘； 另一方面又信奉社会进化向善学说， 对将来充满希望， 相信将来人们生活会得到改善。因此，

“兴、观、群、怨”说与《孔子诗论》

"兴、观、群、怨"说是孔子诗学的纲领,它建立在周代传统诗教基础上,并植根于孔子思想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是强调诗歌的政治和道德功能。而《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继承或内在地把握着"兴、观、群、怨"的诗学思想。解读二者的关系及其内涵有利于理解孔子及其后学的诗学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