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歌寥哉》媒介话语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

《山歌寥哉》音乐专辑自发布以来播放量居高不下,经媒体报道传遍海内外。《山歌寥哉》是以大众媒介为载体的音乐话语表达,故从媒介话语的角度分析《山歌寥哉》广泛传播的缘由。在《山歌寥哉》媒介话语意义的生产过程中,创作者通过议题筛选及话语修辞的运用进行意义生产,议题与个人话题、社会命题、人类命运紧密相连,拟人化、隐喻、用典的修辞手法使文本更具解读性。在《山歌寥哉》媒介话语意义的再生产过程中,不同主体通过话语的筛选及解读进行意义的再生产,商业媒体将其纳入大众话语进行多角度分析,主流媒体将其纳入国家话语进行文化解读,专家媒体以精英身份为依托进行话语阐释,东南亚媒体将其纳入国际话语进行政治化诠释,受众群体进行个体化拆解。从话语意义的生产到再生产,创作者与参与者共同对《山歌寥哉》进行编码解码,在编码与解码的循环中,新的话语意义不断生成,进一步拓展《山歌寥哉》传播的力度、深度和广度。

汉晋“仙”观念之流变考

根据“仙”的字形演变,其字义从描述特定形貌延伸出超凡脱俗之义,并兼容登、升义后形成较为原始通用的“神仙”义。在方仙道以邹衍五德始终之说论仙之后,“仙”第一次与长生产生关联并较为完整地具备了宗教义。汉晋时期,“仙”多与鬼神混用,泛指一类与人异质且具备特殊能力的群体,仙人概念发展呈多元化样态:观念上从具备纷繁不同能力的群体转向以长生为核心的修道者,方法上从信仰崇拜转向己身修行,关系上从独立个体转向严格的等级次第。在此背景下,葛洪提出与前人皆不相同的仙论。首先,仙不是异质于人的特殊群体,而是人道之仙;其次,人之为仙的核心关键是长生,唯长生可以称仙;再次,长生不是特定之质,而是学致的;最后,学才是人之本真,学的两个要素是明师和定志。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道歌”艺术溯源及其流变

“道歌”作为一种民间说唱艺术,从唐至今一直绵延不绝。它源于佛教人士对佛教义理的宗教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宗教文本。因其特殊影响,最终演变成对儒释道宗教思想认识和理解的一种诗赞体的民间说唱艺术,然后借助强大的信仰传统,获得不断的演绎和丰富,出现“道歌”的各种变体。对“道歌”与“小宝卷”的缘起、“道歌”的源流追溯以及在地化传承诸问题的学术探索,有助于理解和认识青藏高原东缘地带流传的“道歌子”、道拉、嘛呢经等民间说唱文本的发展及其演变。

葛洪医学身体观初探

葛洪作为魏晋时期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养生学家,其医学身体观主要涵括于《抱朴子》尤其是《内篇》中,充分展示了葛洪的医学身体观,是我国医学身体观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葛洪以“玄”“道”为本体,通过“一”这一基质连接万物,形成了“玄、道—一—万物”的宇宙生化模式,将身体纳入这一生化系统中,认为人身禀受“玄”“道”,“感气而生”,以“气—形—神”为医学身体建构模式,形神并重。葛洪认为“寿命在我”,形成了以身体“不伤不损”为前提、“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身体养护理念,并将这一养护理念融入方方面面,小至日常生活,大至治国理政,悉数具备。其“旧身不改”“仙化不死”的思想为身体建构了生命无限的理想境界,内涵深刻,意蕴丰富。葛洪医学身体观对中国医学身体观的建构影响深远,而且对中国医学理论、疾病预防、养生保健等产生了广泛影响。

从葛洪在岭南的史实论其道术结合的思想

文章综合前人的成果阐述了葛洪在岭南的史实,认为葛洪从23岁到31岁、50岁至辞世,两度在当时相对较为落后,巫术、迷信盛行的岭南生活,尤其是在罗浮山居住了20年左右的时间,并在此完成了《抱朴子》等的写作。岭南对葛洪影响很大,使得其思想呈现出道术结合的特点。这一特点既使他在哲理思想上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也使他在哲理阐发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论葛洪以术为底蕴的哲学思想

葛洪主张物质可以变化,物质变化是客观的并遵循道,人可以通过术使得变化向人所需要的方向进行。为此,他阐述了道与术的关系,认为道是唯一的,术则具有多样性,道统率术并指导术的修炼。他认为,神仙是存在的,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是可能的,修炼术的最终归宿是得道成仙。从修炼术的需要出发,他研究了人体的形神关系,探讨了医术、金丹术等,强调良好的道德品质能够为修炼术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葛洪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道教有深远的影响。

神衹之居——中国建筑、文献与图像中的平坐(阳台)

在中国古代的建筑文本中,“阳台”拥有“阁道”“平坐”等名称,它从未成为“居住机器”的部件,却一直是“神祗之居”的标志。本文基于建筑文献、实物与图像,对平坐(阳台)在结构、功能、形式、意义诸方面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在长时段的视野下,本文试图揭示:“平坐”(阳台)作为在中国建筑体系中延续了数千年的元素之一,如何经由“实现”和“再现”,超越了建筑的“实在”,成为一种用以阐释世界、信仰和理想的“图像”。

坐禅与吟诗:贾岛的佛禅因缘

贾岛诗中交往的僧人较多,宗派身份较复杂,但他与南宗禅师关系更密切,更信奉南禅宗旨。贾岛诗中描写的佛教生活,最突出的是坐禅,特别是霜天雪夜的独自静坐。南宗禅只反对把坐禅当做成佛的唯一途径,并非取消坐禅。在中晚唐时代,坐禅仍是南宗基本行仪之一。贾岛诗中方外题材占很大比例,对僧人生活和僧居环境的偏爱,使得其诗风充满“僧味”,形成诗中“以鸟对僧”的独特现象。好用清寒孤寂的形容词和名词,则使得其诗风偏向“冷格”。《二南密旨》与贾岛诗学观念相通,晚唐诗格类著作受其影响,被称为“贾岛格”。“诗为儒者禅”的说法化解了贾岛作诗带“僧味”与论诗崇儒家之间的矛盾。

宋人富贵诗论的转变

宋代诗词,无论是创作还是评论,都表现出对"富贵气"的崇尚。随着宋代风尚和文化氛围的变化,文人对于"富贵气"的评论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北宋初晏殊"富贵气象"的闲雅风致,到北宋后期陈师道"看人富贵"的直面现实,再到南宋葛立方"追记富贵"的萧瑟怀旧,折射出宋代文化品质由享乐到求实、文人文化心理由享受富贵到怀念富贵的变化。

论汉晋宫怨文学情感主题的建构

司马相如《长门赋》、班婕妤《怨歌行》《自悼赋》以及左贵嫔《离思赋》四篇汉晋宫怨诗赋,向人们昭示了古代宫廷女性,尤其是宫妃几难避免的生命悲剧。四篇诗赋在古代宫怨文学的建构中提供了经典的范式,形成望幸、忧宠、自悼、思亲四个情感主题,在中国宫怨文学情感与主题史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奠基作用和导向意义。

《寻隐者不遇》辨疑

唐诗《寻隐者不遇》久认为系贾岛杰作,文章在前人质疑基础上,结合《长江集》版本情况,对该诗流传试作梳理,并认为诗的作者很可能为孙革。

川南苗族传统聚落景观特征研究——以泸州市叙永县分水镇木格倒苗族村为例

城镇建设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地域文化特色的传承与发展,而当地的传统聚落为特色城镇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因此对传统聚落景观的研究十分必要。川南苗族传统聚落分布于四川盆地南部,因其历史悠久、保存完好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选取泸州市叙永县木格倒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测绘、问卷调查和访谈等形式,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定量与定性研究法,从聚落选址、空间布局、建筑及园林景观等方面对聚落景观进行研究,由此归纳出川南苗族传统聚落景观特征。研究结论以期为保护和利用川南少数民族传统聚落、城镇建设中传承川南少数民族地域特色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理一分殊”哲学命题的发端

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的过程,在北宋新儒学运动的过程中,"理一分殊"哲学命题的提出是其重要的理论成果。本文尝试立足当时的文化背景,从三个方面展开省思,进行追溯、剖析,以期对"理一分殊"哲学命题的发端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轮廓。

李鸿章与中日琉球交涉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中日琉球交涉占有特殊的地位,身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交涉中的表现为世诟病,然考诸史实,李鸿章虽在琉案发生之初持消极态度,但后来他坚持“兴灭继绝,护持弱小”的原则,否定日本灭之琉球的两分办法,提出“存琉球”案以复国的两分琉球主张,并反对总理衙门与日使草签《琉球条约》《配加条款》是应当肯定的。

《抱朴子内篇》理论体系的建构及其道儒思想的会通

"道""玄""一"均为《抱朴子内篇》的核心概念。葛洪以"一"为桥梁,沟通进而统一"道"与"玄"的"一贯道玄"理论构架,并以此会通道儒思想,构筑了一个兼综道儒的神仙道教哲学体系。据此,葛洪提出了新的道儒关系。

“得”、“到”、“个”的标记化及动因机制

述补结构中的"得"、"到"、"个"都可称之为补语标记。三者的标记化是一个复杂的渐变过程,是隐喻、重新分析、类推等多种动因相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