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社会情感学习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情感学习成为了世界范围内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超越教育中只关注学生认知发展,注重促进学生适应未来学习、生活以及工作,达成人的全面发展所进行的重要教育理论与实践活动,也是当下体现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方式转变,促进教育内涵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提升学生全面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对于社会情感学习理论自身的深入理解,对推进现实基础教育的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该文从社会情感学习产生的背景、社会情感学习中的“社会”“社会情感”“社会情感学习”如何理解以及如何更好地实施进行了梳理说明。

社交媒体中电子竞技的社会形象

本研究基于微博与抖音两大社交媒体中的电子竞技相关文本,探索电子竞技社会形象。从“印象”“认知”“评价”3个层面,分别利用词频统计、主题模型与情感倾向分析考察社会公众对电子竞技的认识,探讨电子竞技社会形象的主要特征及其建构过程中的深层影响因素。研究认为,社交媒体场域中电子竞技社会形象被普遍看作是积极正面的,社会公众以电竞游戏和电竞赛事为核心,建构了以职业化为目标、以情感体验为诉求、以产业多元化为方向的电子竞技社会形象。这一建构过程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政府态度、文化环境、认知途径和社会话语权等因素的影响,未来电子竞技社会形象可以从提升电子竞技相关人才的职业素养、正确引导粉丝及圈层、积极发掘电子竞技经济价值、借鉴传统体育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路径、重视电子竞技的情感体验和文化传播作用等方面进行优化。

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的现实之困与纾解之策

中国式现代化体育是为满足全体人民体育需要,从传统体育向现代体育发展转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现代化。现代化已成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诉求、新目标、新征程,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运用文献资料法与逻辑分析法,基于社会支持系统四要素“主体—客体—内容—手段”为逻辑主线,分析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的现实困境。研究认为:主体供给乏力制约中国式现代化体育支持网络的形成,客体动力不足制约中国式现代化体育的普遍参与,支持内容贫乏阻滞中国式现代化体育的全面发展,支持手段有限阻碍中国式现代化体育的社会联结。实现多元主体支持,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育供给提供有效保障;提升客体参与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参与提供内生动力;丰富内容体系构建,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创造良好条件;改善社会支持手段,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发展提供关键支撑等纾解策略。

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分析维度、基本问题与实现路径——基于中西部农村治理实践的讨论

在梳理既有学术积累基础上,本研究厘清了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并将其实现机制划分为利益协同机制、权利义务协同机制和情感协同机制三个维度,进而结合中西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阐释了三个维度的实践境遇及其形塑机理。研究发现,无论是共同体蕴含的鲜明实践性,还是治理主体关系形态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均表明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关键不是技术治理内部调整以及由此而来的政策供给和制度改革,而是涉及基层治理模式调整的治道议题。结合中国国家治理传统,借助当下财政和体制资源实现农村基层的“再组织化”,以提升村庄社会自主能力、构建多元主体互动的有效实践平台、统一基层政府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可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农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引领示范意义

广州市“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引领示范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全面、准确落实和践行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二是破除行业壁垒,打通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和服务;三是以标杆项目为抓手促进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实现路径;四是公共文化赋能基层社会治理。

陆军飞行人员领悟社会支持与疲劳、焦虑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探讨陆军飞行人员领悟社会支持与疲劳、焦虑发生的相关性,为精准干预研究奠定基础。方法于2022年7月10-13日随机抽取某部飞行人员,采用领悟社会支持、多维疲劳和焦虑量表进行问卷调查(n=88);利用座谈和个别交流方式补充了解陆军飞行人员领悟社会支持现状及其与疲劳、焦虑状态的关系;通过SPSS 20.0软件对该人群上述指标进行相关分析,计量资料采用描述性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率分析,Pearson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结果纳入分析问卷85份(每份含领悟社会支持、多维疲劳和焦虑量表)。其中男性83人(97.65%),女性2人(2.35%);飞行员80人(94.11%),领航员2人(2.35%),空中机械师3人(3.53%)。20~39岁82人(96.47%)。高社会支持(分值61~84)人数占比为68.23%(58/85),低、中焦虑度(分值<30分)人数占比为100%(85/85),非显著疲劳状态(55.71±8.48)人数占比为98.82%(84/85)。领悟社会支持程度(62.22±14.67)与焦虑(14.44±3.86)呈显著负相关(P<0.01),但与疲劳无显著相关性(P>0.05),焦虑与疲劳之间相关性也不显著(P>0.05)。结论陆军飞行人员领悟社会支持程度可能会引发焦虑,进而影响作业能力和健康水平;应对该人群领悟社会支持进行精准干预以完善航卫保障。

中国式社会服务国家:内涵特色、发展取向与实现路径

从世界范围看,社会服务国家成为新风向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动社会服务国家建设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本文认为中国式社会服务国家能彰显人民性、体现家国情怀,全周期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并且实现全民覆盖,能充分发挥社会服务的基础性作用,更具包容性、发展性、综合性。为此,应在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选择全民基本社会服务的发展路径,强化社会服务的社会投资功能,用数智化深度融合社会服务,以社区为载体走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服务国家发展之路。

数智时代人文社科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跃迁:从观念到行动

近年来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热潮已然在人文社科领域扩散开来,人文社科的数据资源观正在从传统的有限样本资料、“小数据”向大数据、智慧数据转变。针对当前人文社科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仍然存在的“保护”“深闺”“孤岛”“同质”“展示”现象,本文构建了以主体层、内容层、保障层为核心的人文社科数据资源开发利用路径框架:主体层强调顶层规划主体、建库主体、数据用户之间的协同合作;内容层凸显逻辑维、资源维、方法维、验证维的组合路径;保障层涉及政策法规、资金项目、人才资源、文化氛围等保障措施。面向未来,人文社科数据资源开发利用需要积极打造人文社科数据资源“治理术”,在基本理念上需要从“资源基础论”向“治理能力论”转变,在具体行动上可从数据基础设施体系搭建、多学科数据资源共生共长机制构建、数据资源产权与安全有效保护、基于数据资源的服务链建构等方面着力推进。图1。参考文献15。

社会变迁中心理与行为的稳定性: 以谦虚效应为例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生活质量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人们的心理行为乃至文化会如何变异?作者假设尽管社会变迁会影响和改变人类的某些心理和行为,但有些心理行为,因其受深层文化影响,会十分稳定,不受社会变迁的影响。近30年的有关谦虚效应的跨文化研究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佐证。谦虚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集体主义的产物,这种跨文化差异本质上来源于东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差异。总结谦虚效应的30年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个跨文化效应基本不变,说明源于深层文化的心理和行为存在高度的稳定性。

从心理需要视角看社会心态治理

心理需要影响社会行为,是国家治理实践和社会心态治理必须尊重的客观存在。民众的心理需要在个体和群体层面均体现为从解决心理问题到体验美好生活的连续体,一端为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另一端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心理需要满足。社会心理服务是满足人民群众心理需要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心态治理的重要抓手,但当前社会心理服务的研究和实践主要侧重于心理健康问题发生后个体层面的应对,无法满足心理需要连续体的客观需要。我国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应当充分尊重多层次、有指向、可把握、应遵循的心理需要,重视并抓好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科学传播、重视专业培训、了解利益诉求和支持系统研究五项关键任务。

中国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法制70年历史轨迹、制度特征和基本经验

1949年以来,我国经历了国家职能的历史性转变,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亦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2021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了绝对贫困,标志着我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进入了新阶段。本文以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为切入点,选择现代、广义社会福利理论视角,将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法制建设划分为六个主要阶段,概括社会福利政策与社会福利法制九大结构性特征,总结六大基本历史经验。总体来看,70余年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走过曲折坎坷、波澜壮阔的历程,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蕴含现代法治的普遍性规律。主要启示包括:家庭化保护应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福利制度;现代社会发展应避免社会政策被经济政策化;最佳的社会政策也是最佳的经济政策;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关键在于推动现代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

环境工程专业社会调查实践课建设探索与思考

为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更好地结合大学生实践课与专业课,开展了环境工程专业社会调查实践课。目前,环境工程专业的社会调查主要面临着诸多问题,如理论和实践脱轨、学生缺乏自主教育、考核指标单一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结合学院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包括理论和实践相融合、教师引导教育和学生自主教育相结合、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结果评价和过程评价相融合在内的教学建设方法,以期强化学生对环境工程理论知识的理解,加深学生的专业认知度,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国家输出更多的环保人才。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的社会适应产生重要影响,但关于有何影响及如何影响的研究较少,且多数研究聚焦于互联网技术本身,忽视了作为技术使用主体的老年人的“能动性”。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2018)数据,参考相关经典理论,发现相比不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水平更高,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越高,其社会适应水平也越高。此外,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社会适应产生影响的过程中,社会参与发挥着正向中介作用。因此,实现积极老龄化不仅需要鼓励老年人主动触网,促进老年人的数字融入、消除数字鸿沟,还要利用互联网不断增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

社交媒体广告接触对中国青年群体物质主义倾向的影响

研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型问卷调查,提出社交媒体广告接触正向影响青年群体物质主义倾向,并验证社交网络日常化参与的中介作用以及地区差异的调节作用。其中地区差异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相较于南方地区,北方地区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体广告接触对物质主义倾向的强化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体广告接触对物质主义倾向的强化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高文化紧密度地区,低文化紧密度地区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体广告接触对物质主义倾向的强化影响更为显著。研究关注广告的社会效果,为后续社交媒体广告社会效果的理论建构奠定基础。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基于寻亲成功案例的分析

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屡禁不绝,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诸多负效应,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权益保障意义重大。以“宝贝回家”公益平台数据资料为研究样本,借助GIS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在时序演变上,1978—2020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呈现“中段高发、两端低发”的倒V形态势,于1989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2)在网络拓扑上,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总体规模先增后降,网络结构日趋疏松、联系强度与通达性降低,网络核心由豫、闽等中东部地区向川、黔等西南地区转移,买方、卖方市场分化显著。(3)在空间演化上,犯罪活动集中于胡焕庸线东南部,拐卖男童南方高于北方;犯罪活动空间分布格局重心转移显著,拐出高值区趋向于西南地区,拐入高值区多为中东部地区;贩运路径由“数地高发”转向“全国频发”后逐渐萎缩,跨省与省内贩运现象并存;犯罪网络形成了4个以滇-粤-桂-冀贩运社团为主导的犯罪社团,内部联系紧密,呈现地理邻近性与跳跃性并存的区位特征。(4)在形成机制上,网络节点、网络联系、网络社团3个层面对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影响逐级递进,且受多因素影响,具有波动性、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

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类型学考察与路径探赜

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是防范社会安全风险的现实所需、降低社会安全治理成本的必行之举,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平安稳定的基本保障。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法”,以党政力量和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度作为基本维度,将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划分为共建共治型、党政主导型、自治型和治理失序四种类型,在增进研究直观性、清晰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构建与优化整体图景的同时,也有效规避了以往单案例研究在代表性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循此理路,从实践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向三个方面具体考察2017—2021年的23个典型创新案例,归纳出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实践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价值底色,从深化党建引领、推动情法结合、强化技术嵌入等方面,持续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深入推进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

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驱动的国际化社区柔性治理——基于南京市Q社区的案例研究

柔性治理日渐成为国际化社区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社会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运用拓展个案研究法分析南京市Q社区案例,探究由公共空间、社会关系、社区制度等核心要件构成的社会文化空间治理驱动国际化社区柔性治理机制,挖掘社区治理转型升级路径。研究发现,在驱动实践中,公共空间居于内核性地位,在居民自治理念导引下,通过中外居民主导公共生活与文化规训的方式,驱动“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落地。社会关系居于基础性地位,受多元参与理念指导,经多主体的多元协同、优势互补过程,驱动多元协同治理主体的形成。社区制度居于保障性地位,受政府主导理念指导,经政府部门主导的柔性治理与多元考量,推动柔性治理策略的实施。

新质生产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

纵观西方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重大跃升都以一系列开创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为先导,因而科技创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兴起,新质生产力将取代传统生产力,成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的生产力,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的一次重大跃升。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在宏观层面坚持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使二者协力推动科技创新;应在中观层面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强发展新动能;应在微观层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

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进路

社会组织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和推动力量。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TOE分析框架,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逻辑主要表现为数字技术双重赋能角色的驱动、社会组织发展束缚破解的推动、国家方针政策引导的拉动,其在实践中主要面临数字阻力、主体约束和结构掣肘等三个层面的现实困境。因此,数字赋能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需要充分考虑数字技术、环境建构与组织形态所形塑的复合情境,从环境、组织、技术多维度建构复合赋能模式。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