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现场监管的行政法建构

非现场监管是监管方式的重大创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监管机关可实现动态监管、移动监管和风险预警。在属性上,非现场监管属于行政检查行为,与传统检查行为相比,其动态性和开放性得以增强,强制性则有所减弱。目前非现场监管尚处于探索阶段,实践中还面临着条块组织结构的反向制约、监管程序整体性缩减、算法决策自身的正当性等法治风险,对此,应当对非现场监管进行系统的法治建构,以整体治理为导向,下放监管权限,推动协同治理、范式再造和政企合作;以数据行为规范为中心,创建不低于传统权利保护要求的程序规则;以分级分类监管为基础,通过对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的运用,确保监管权行使的正当性。

“放管服”背景下高校科研经费审计发展路径探讨

科研领域的“放管服”政策,在为科研人员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提高科研积极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却存在放权不到位、监管政策不明确、监督机制不健全、权责划分不清等诸多问题,不仅影响了预期目标的实现,还加剧了科研经费违规使用的风险.对此,内部审计应及时调整审计工作机制,改变审计工作重点,加强科研经费内部控制审计和绩效审计,同时从改进技术方法、加强政策宣传、促进协同合作等方式入手,提高服务质量,着力提升审计监督效能.此外,还提出了科研经费管理新思路,通过放宽科研经费绩效支出限制、优化财务报销流程等方式,切实提升科研人员积极性和经费使用效益,助推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新局面.

“放管服”改革中行政权力下放的风险与对策

为推进“放管服”改革,行政机关实施了形态多样的行政权力下放。但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行政权力下放存在违背权力设定机关的意志、程序不合规范、损害公民和有关组织获得救济的权益等法律风险,以及模糊上下级间的职权界限、妨碍行政权力的正当有效行使、下放根本没有必要下放的权力等管理风险。行政权力下放应予以规范:第一,行政权力下放应符合主体和程序上的合法要件,作为一种行政授权,其决定主体应是行政权的原授予机关或其上级,同时还应履行公众参与、科学评估和信息公开等程序;第二,上级行政机关应确保下级行政机关具备行使下放权力的组织条件,并在权力下放后开展业务指导、权力监督与评议考核等工作;第三,在原告针对对外公告的权力承接机关提起的行政诉讼中,法院应认可被告资格并对权力下放规定尽可能进行审查;第四,应由行政组织方面的立法统一设置各行政机关的职责权限,并明确行政权力如何变动。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放管服”改革的思路探索

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迫切需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创新发展、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应努力打造宽松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维护公平竞争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创造成本低负担轻的企业发展环境;推动创新发展方面,应通过简政放权激发创新发展的潜力、包容审慎监管促进创新发展、优化政府服务调动创新发展的积极性;在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方面,应推进利企便民服务、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提供公共安全保障。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高校科研经费财务管理问题研究

为适应各高校科研活动日益增多,科研经费不断增加形势的需要,2017年3月,教育部联合五部门共同引发了《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然而,在"放管服"的新背景下,高校科研经费财务管理的相关问题也日益凸显。针对这些新问题,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策,来切实提高科研经费管理的效率和效益。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放管服”改革研究——基于5省区6地的实地调研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重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实现"三个回归",由政府一元单向的管控,走向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放管服"改革通过以清单建设明确政府职责边界,以商事制度改革破除市场发展桎梏,以一门式办理、网上办理优化政府公共服务推进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但仍面临来自改革自身和外部环境的双重障碍与挑战。为深化改革,需要从顶层设计上强化改革内外部的统筹、协调,并从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遏制并祛除部门利益、创建新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方面着力化解一些带有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的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