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精神新探

“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中的最后一次怒潮。此次运动所具有的特殊的时代背景、斗争内容及斗争方式,使其拥有了特殊的影响和意义,赋予了“二七”精神特殊的特点和内涵。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二七”精神体现出对伟大建党精神守正创新的时代特点,和“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求真务实,牢记初心使命、发扬集体精神,勇担革命先锋、总结斗争教训,忠于党和人民、追求自由解放”的丰富内涵。

新历史主义视域下“二七”大罢工历史事件的中日文学书写研究

基于“二七”大罢工事件,中国作家蒋光慈通过大写历史的微观呈现方式创作了《少年漂泊者》,日本作家村山知义通过单线事件的复线凸显方式创作了戏剧《暴力团记》,人民群众通过客观历史的主观再现方式创作了“二七”大罢工纪念歌谣。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中日文学书写既是以“二七”大罢工事件为历史基础派生的文学作品,又因各自不同的特质与历史原因而实现了对“二七”大罢工的重新建构。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社会后果

阐述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对当时的商旅群体、北洋政府、工人群体及中共等各方力量均造成的损失或不便,各方力量对待此次罢工事件的态度及应对措施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指出此次大罢工产生了双重社会后果:消极的一面是,它使中国工人运动由高潮转向消沉;积极的一面是,这次大罢工从更深层次上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令北洋政府的政治声誉严重恶化,使"打倒军阀"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进而引发了中国革命力量的重组与革命策略的调整。

政治博弈与“二月罢工”——以《申报》为视角的考察

通过分析二月罢工中的政治博弈,可以看出:北京政府的态度更多是踢皮球的无奈之举而绝非无条件附和日方;华界警察使用的强力行为背后涵载了国民政府"收回主权"的使命;基于现实利益的影响,工人被工会动员的事实并不能掩盖双方之间的矛盾。最后,二月罢工并非取得了完全胜利,而是一次怒吼与妥协并存的工运事件。

“二七”罢工事件与纪念馆的情感表达设计

二七纪念馆不仅是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的历史记录,也是传达“二七”革命精神的重要场所。在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与党的生日只差两岁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在党的历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都担任着重要的先导角色。本文从长辛店、郑州和武汉的二七纪念馆建筑设计的角度出发,分析了该类建筑的纪念性意义在建筑设计的空间、材料、展览流线、声光电等方面的体现。“二七”纪念性建筑在情感表达方面的设计能深入挖掘人们内心的情感,唤起人们对历史场所精神的感知,推动红色精神的挖掘和当代传承。

论“二月罢工”中各方势力的多重博弈——以《申报》为视角的考察

通过分析二月罢工中的政治博弈,可以看出:北京政府将此事件转化为地方性事件的态度更多是踢皮球的无奈之举而绝非无条件附和日方;华界警察对维持秩序使用的强力行为背后涵载了"收回行政权"的民族主义的使命感;商会在罢工调停中起到的作用要重新认识;基于现实利益的影响,工人被工会动员的事实并不能掩盖双方之间的矛盾。最后,二月罢工并非取得了完全胜利,而是一次怒吼与妥协并存的工运事件。

1920年代中期工人运动经济原因之探析

上海工人在1920年代中期的工人运动中,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日商企业。相较之下,华商企业的气氛显得较缓和。这种鲜明差异形成的经济原因不是直接的工资问题,而是日商企业管理制度和管理状况的问题。华商企业在近代化的过程中比较成功地将传统社会若干维持稳定的因素移植入企业体制中,相较于日商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