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e's Ancestor Memorial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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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傣族祭寨神仪式呈现的历史记忆——基于M寨的田野调查

中国史学界用“历史记忆”观察族群认同、族群关系。芒市傣族地区寨神祭祀活动不仅是傣族宇宙观载体,更是傣族人民祖先崇拜、灵魂信仰的具体体现,傣族后辈在祭祀仪式中接受长辈的社会教育,在祭祀寨神仪式中了解本寨历史。该文通过对芒市轩岗乡M寨祭祀寨神仪式的描述与分析,探讨祭祀寨神仪式中蕴含的傣族村寨历史记忆。该文认为:从寨神位置中可以探知村寨历史;寨神崇拜是芒市傣族民间信仰的核心;双重信仰融合形成当地傣族功德观。该文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研究某一族群,有利于探索历史记忆在该族群繁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礼制及其演变

洪武时期多次作出祭祖方面的规定 ,《大明集礼》的规定具有仿照《家礼》和国家礼制象征的性质 ,《家礼》、《教民榜文》和胡秉中的主张在社会上更为流行 ,政府祭祖礼制的特点是认同朱熹《家礼》,这也反映了《家礼》被社会认同的现实。明代宗祠的建设与发展 ,是以《家礼》的普及和士大夫的推动为背景的。“议大礼”的推恩令导致的嘉靖十五年家庙及祭祖制度的改革 ,特别是允许庶民祭祀始祖 ,更在客观上为宗祠的普及提供了契机 ,强化了宗祠的普及。

小臣墙刻辞与商末献俘礼——兼论商代典册问题

小臣墙刻辞是一片性质有别于卜辞的记事辞例,记载了商代末年的献俘礼。商末献俘礼由告俘、献俘、赏赐三个部分组成,与小盂鼎所载西周早期献俘礼完全相同。小臣墙刻辞对献俘礼记载的详尽程度,与单条殷墟甲骨卜辞对商代祭祖礼、射礼的记载相比毫不逊色。另外,小臣墙刻辞具备了"文章"的特征,是与《典宝》《世俘》属于同一类型的文献,由此可以窥见商代典册的概况。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论“黄帝”界说与黄帝精神——兼谈陕西黄陵甲申“中华大祭祖”

"黄帝"其称,拥有非常悠久、丰厚的历史底蕴。黄帝既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文明始祖",亦堪称"中华民族祖先"。他开创的"黄帝精神",具有"容、实、创、持"等基本特征。汇入当代"文化自觉"大潮的甲申(2004年)"中华大祭祖",是古今"公祭黄帝"史册中由"政治功利"复归"精神功能"的里程碑。

锁住婴幼儿的灵魂——苗族祭祀用牛披风的构图程式与宗教理念解读

本文从一件苗族祭祖大典“吃牯脏”时祭祀用牛的蜡染披风入手 ,剖析了苗族蜡染图案的构图程式 。

寓于丧葬仪礼中的生死观教育——以大凉山彝族的丧葬仪礼为对象

人从生命的诞生至生命的终止是要经历一系列的通过仪礼,作为人生最后的通过仪礼——丧葬仪礼——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不可避免的,其对生者所具有的人间形成的影响可以说波及影响民族性格的形成。通过对大凉山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特别是其中丧葬仪礼中所涉及的三魂、三大丧葬仪礼、《指路经》中《送灵经》、《招魂经》和祖界兹兹普乌的考察,从中分析大凉山彝族丧葬仪礼所表现的豁达的生死观。这种站在生的反面立场死,来强调生的意义、对生者进行历史教育和生存教育的独特方式,反映了大凉山彝族丧葬仪礼对生者的人间形成,从而肯定生与死教育的必要性。

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思考

明代宗祠祭祖礼仪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宗子主祭"的垄断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支子主祭、族长主祭、宗子与支子同主祭等多种形式。在明代新宗法形态下,明代士人对宗祠主祭权多元化的状况有着不同的思考,从不同方面探讨宗祠主祭形式的合理性,反映了祭祖礼仪落实于社会之后的复杂情状。明代士人的不同议论透视出他们对待祭祖礼仪的态度是相当灵活的,同时也是谨慎和有所持守的。一方面,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不可轻易,另一方面,宗子主祭的礼仪原则不可不易。如何折中调和,取决于社会现实和礼仪精神的双重限制。

云南少数民族茶祭祀研究

云南少数民族常常以茶作为祭天祀祖的物品。作为祭品的茶,往往寄托祭祀者的深深的祝愿。文章从宗教学的角度阐述了中国茶文化和宗教仪式——祭祀之间的关系,介绍我国民间传统茶祭祀的由来以及云南少数民族茶祭祀的渊源、形式和特点,通过探讨茶祭祀这种我国独有宗教礼仪活动的理论意义、实践效应和学术价值,进而把已经和正在消失的茶叶祭祀内容挖掘出来,为的是从她曾走过的历史道路中发掘存在其中尚未实现的思想文化潜力。

牛与灵魂一起回家——黔南苗族砍牛送葬仪式调查与研究

这是关于黔南苗族一梁姓逝者丧葬仪式的调查研究报告,内容分"基本概况""LTP丧葬仪式""问题与反思"三个部分。其中,"砍牛送葬"是本次丧葬仪式的核心活动,也是研究报告的重点内容。笔者运用文献资料和田野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一是"砍牛送葬"不是某一族系特有的习俗,其区域性大于民族性;二是"砍牛送葬"的文化根源是祖先崇拜信仰。

从舞容与颂诗的关系看《大武》在典礼中的运用

《大武》舞容与颂诗内容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学者从舞容所代表的意义去考察《大武》所用颂诗的方法是不合适的。《礼记》孔子与宾牟贾的对话、《左传》"季札观乐"、诸侯各国对《大武》的僭越行为等,都说明《大武》舞容与所用颂诗之间存在一定的游离关系。从舞容与颂诗之间游离的角度来看《大武》的用诗情况,会更加清晰明了。在具体的祭祖典礼中,从三献起开始演奏《大武》乐,《周颂》中的祭祖诗根据不同的祭祀种类和对象进行分分合合。在"九献"之内,《大武》作为祭祖诗的背景音乐,并不限制或影响新的祭祖诗的产生。"九献"之后,天子亲帅群臣舞《大武》,此时歌唱《维清》、《武》、《酌》三首诗。

祭品的“经权”逻辑——一个仪式解释的本土观点及其扩展讨论

文章以本土儒家"经权"思想对黔中鲍屯祭祖仪式中作为祭品的猪和“素碗”进行了解释。并认为当代汉人社会研究中经学解释的争论,其实是“小经学”与“权”之间的争论,而从“大经学”来看,经学可以有效解释汉人社会。基于这个观点,文章对“经权”思想与"实践"及“意识模型”作了比较,凸显了“经权”思想的解释有效性。

《诗经》所载典礼仪式乐章考论

《诗经》中的典礼仪式乐歌 ,一指祭祖仪式乐歌 ,二指应用于燕乐、乡乐、大射诸礼中的乐歌。本文依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诸种乐歌形态做了细致的分析 ,认为《诗经》的编排明显受到典礼仪式的影响 ,诗乐礼有先后之别而统一于仪式之中 ,典礼仪式具有宗教。

谶纬神话与东汉国家祭祀体系的构建

谶纬神学与今文经学尤其是齐地方士化儒生关系很深。谶纬神化刘姓皇权,奉孔子为宗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而成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光武帝刘秀进一步使儒教国教化,对东汉郊庙祭祀体系(本文称为国家祭祀)包括封禅、明堂、南北郊、社稷等的建立具有直接影响,封建时代的国家祭祀因此制度化和体系化,郊祀祭天成为证明帝王即位之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必须举行的仪式。谶纬神学对东汉及以后国家祭祀的确立意义重大。

屏边苗族祖先信仰探微

从目录学书籍来看,我国古代编撰的有关祖先奉祀信仰的书籍很多,可惜这些书籍大都亡佚,使得我们无法通过史料细致考究中国古代祖先信仰的方方面面。但是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各种祖先祭祀方式、民风民俗以及说唱歌谣等,还在一直影响着红河州屏边苗族的祖先信仰,也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我们可以窥探苗族信仰的意义。祖先信仰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政治、地理区域等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苗族的祖先信仰既能体现出基本信仰原则,又显示出了自身的民族特色。

两块“节孝碑”的沉默与复出

由于守节与孝道,宣统年间的两位寡妇被君王旌表并赐予"节孝碑",其所在宗族倍感荣耀。但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两块节孝碑却从集体记忆中隐喻性地消失了,直到最近一次偶然的祭祖机会,二碑得以复出。复出后的节孝碑,其宗族成员有的把它们当成祭祖仪式上的装饰物,有的当成为传家宝,还有的当成为魇胜物,而地方文物部门和官方媒体却作"文物"理解,韩国闵氏宗亲则当成了解中国同宗历史的媒介物。这里通过两块碑刻的文化遭遇,试图展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以及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的行动者对历史或传统的态度,并以此思考中国的现代化变迁历程。

戏曲·信仰·认同——奉化礼俗仪式中的吹打乐研究

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使得奉化的居民形成了"俗信鬼神,好淫祀"的文化特点,给这个地区民间信仰的存在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应运而生的各种礼俗仪式围绕着当地人的日常生活。而吹打乐则贯穿于各种仪式之中,吹打乐的乐曲则以戏曲音乐得以呈现。通过对当地祭祖、丧葬仪式中所使用的吹打乐进行形态的分析,结合信仰文化和认同观念,阐释当地的礼俗仪式中大量使用与戏曲音乐相关的吹打乐的原因。

明清徽州宗族墓祭仪礼

明清时期,徽州大族对墓祭尤为重视,各个宗族都会举行墓祭,其仪节基本恪守国家祭祀仪礼和《朱子家礼》,而墓祭的时间、规格、程序、仪式等不尽相同。在墓祭举行之前有一些准备工作,如准备资金,置办祭物、祭器,通知各支会同并分配任务;墓祭的主要流程是清理茔域、祭拜和分胙;墓祭结束后相关工作有清理祭器及祭祀场所,分配剩余资金,商讨宗族各项管理事宜等。徽州宗族通过墓祭这一仪式来团结族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而墓祭这一活动对当地人们生活也产生了很多影响。

论知识分子在义和团运动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

义和团运动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它对中国传统文化震动非常巨大。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尊王法祖、重文轻武等观念,全面提出怀疑、批判,从而促成了20世纪第一次对中国传统文化反思。这次运动对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冲突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