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海南自贸港建设的MTA人才“双跨融合”培养模式研究

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主动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提供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支撑的重要路径。海南省旅游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以下简称“MTA”)人才培养应和海南自由贸易港“三区一中心”的重大战略同频共振,分类分层次培养具有地域化特色明显、专业能力与实践能力强、跨界融合与跨文化融合特性突出、能够创造性从事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际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针对海南省MTA人才培养中现存的问题,构建MTA双跨融合教育共同体,提出共育自贸港特色专业群、共建跨界融通课程体系、共享专业师资团队、共创生产实践平台、共筑分类分层次培养计划等MTA人才培养创新路径,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之间的有机融合。

皮部引流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观察

目的:观察皮部引流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LDH)的临床疗效。方法:将2022年10月—2023年10月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三科就诊的确诊为LDH的60例患者随机分为皮部组和针刺组,每组30例。针刺组给予普通针刺治疗,皮部组给予皮部引流法治疗,采用刮痧疗法、刺血疗法联合“工”字形针刺法,2组均5次为1个疗程,共治疗2个疗程。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和日本骨科协会腰椎功能障碍指数(JOA)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程度及腰椎功能,比较两组的总体疗效。结果: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VAS评分明显降低,JOA评分明显升高,且皮部组VAS评分降低程度和JOA评分升高程度均高于针刺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皮部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针刺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皮部引流法治疗LDH疗效显著。

论公安派之“真”的四个层面

在公安派的诗文理论中,“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前人对于“真”这一概念虽颇有研究,但对于“真”的意义层面划分仍不够细致。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将公安派之“真”区分为人格、情感、文体、表达四个层面,并由此探讨“性灵”与“真”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性灵”和“真”其实是“体”和“用”的关系。以“真”为核心来建立公安派的文学体系,一方面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位置,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其他审美风格在公安派文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公安派对于“真”的追求,树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格类型,实现了个人情感的自由书写,促进了晚明非正式文体的勃兴,也代表了晚明“重一己而轻外物”的时代文化精神。

浅析明代旴江名医龚廷贤治疗伤科敷药特色

通过明代旴江名医龚廷贤之《种杏仙方》《鲁府禁方》《云林神彀》《万病回春》《寿世保元》《济世全书》《古今医鉴》著作中有关杖疮、折伤、金疮的章节,总结分析其所记载的外敷药治疗伤科的学术价值及应用特色,发现龚廷贤采用外敷法治疗伤科以辨证论治为核心思想,以损伤一症专从血证、血不止宜外敷内补为治疗大法,以善用日常食材、善长单味中药、善以民间验方及善处膏散药方为临床特色。认为龚廷贤治疗伤科外敷方大多来自民间秘验方,易得方便,价廉效神,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中医药宝库的珍贵财产。

东坡书院述略:从苏轼与书院的关系谈起

苏轼在两次兴学运动中认为当“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今世,也即主张书院与官学并存;但是随着官学化运动的发展,苏轼转而支持官学的发展,甚至参与其中。这与他“学者,王者事也”的学校观有关。他认为,兴王化之教才是地方官员修建学校的目的,而官学与书院均为王化之所。目前统计的10所东坡书院,主要是后人崇拜苏轼,并以之为主祀对象的祭祀性书院,这也决定了这些书院呈现尽可能地追寻先贤遗迹,但又不完全是苏轼行迹过化之地的特点。在修建东坡书院祭祀苏轼的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与地域文化因素。如常州东坡书院的修建缘于晁子健看重家族和苏轼的交往,而惠州东坡书院的修建则与当地民众将平安的希冀寄托于苏轼祭祀有关。这些对于认识书院的形成机理有重要价值。

《敦煌乐谱》乐曲调式释疑

自林谦三率先对《敦煌乐谱》进行研究以来,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研究者们,正如林氏所言:“又据唐代中期的通说,《伊州》应该是商调,而在这乐谱里反倒不能理解为商调。”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对乐谱第二、三组乐曲进行技术性的“宫”与“商”调式转换,后来又对唐的“侧商调”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如果按第二、三组乐曲实际解译的宫调式理解,从乐调理论上来加以论证,或许更符合当时的实际。说明唐代极有可能于某一个时期,在乐调(调性、调式)概念上有将“侧商调式”作为“黄钟宫调式”的代称或另称现象,这些都是从日本留存的唐代乐曲解译中得到的启发。

“仙都玉京”与“幻灭之城”:龚自珍的京师梦寻

龚自珍6岁之时随母进京,出仕之后又一直担任京官,北京是其想象中的“仙都玉京”,亦是历经坎坷之后的“幻灭之城”,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深深融入了龚自珍的人格建构与文学书写中。从进京寻梦之初“东华飞辩少年时,伐鼓撞钟海内知”的意气风发,到中途“东华环顾愧群贤,悔著新书近十年”的失意、失语,再到挥别京师之时“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的幻灭感,正是龚自珍京师梦寻的复杂心路。

论九一八事变后民国学人的东北“学术戍边”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人希望以学术研究的方式,为国家在国际联盟的调查中提供有力证据。此后“禹贡”学人也顺应时代将研究重心由地理沿革转向边疆史地。全面抗战爆发后,金毓黻著《东北通史》进一步证明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完成“学术戍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关于东北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体现了一代爱国学人群体的家国情怀。

平衡减肥功在减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目的:观察平衡减肥功在减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3年3月—2024年3月佛山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收治的超重、肥胖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0例。对照组接受常规健康管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平衡减肥功疗法。比较两组减重效果、体质量相关指标、体脂肪质量、体脂率、血脂水平。结果:观察组减重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2);干预后,两组体质量、身体质量指数、腰围、臀围均下降,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体脂肪质量及体脂率下降,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甘油三酯、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低于干预前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平衡减肥功在减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降低减重患者体质量,减少身体脂肪,缩小腰围、臀围,改善血脂指标。

从法书文献到童蒙读物的流传轨迹——以启功先生《说〈千字文〉》为线索

智永的《千字文》以楷书和草书体书写,有多种版本。启功的研究展示了法书文献的复制方式及流传轨迹,还强调《千字文》具有启发童蒙、流传广远的实用价值。这有助于人们了解古代法书文献的版本知识、认识“王羲之这个角色”、拓展法书文献出版物及书法教学“启发童蒙”的功用,同时也为研究中国特色的阅读史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案例。

宋代民众的诉讼与官府的审理——读《名公书判清明集》的几点认识

“好讼”是宋代比较普遍的民情,这一现象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具体印证。凭借大量的案例,再联系历史实情,可知“好讼”源于官吏贪腐、豪强奸恶,也是民众学法懂法、有文明维权意识的表现。江西农耕经济旺盛,耕地紧俏,因而争夺田产所有权的讼案很多。审理纠纷时因官员品德才干差异,有的贪财,甚至“自紊其法”,遂判决不公正。诸多关于教化与刑罚并举的判词,启发我们加深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理解,朱熹强调圣贤教人之道,也告诫生徒若不听教育,必将实施“学规”,予以惩罚。《名公书判清明集》是研究断代史、社会史、法制史等的珍贵资料,至今不失其借鉴警示意义。

温阳化痰散积法对肝癌血管生成及相关蛋白的影响

目的:阴阳攻积丸为温阳化痰散积法治疗癥瘕积聚的明朝古方,本研究探讨其化裁后对肝癌细胞株体外肿瘤血管生成和相关蛋白的影响。方法:制备新制攻积丸大鼠含药血清,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检测含药血清对肝癌细胞株HepG2SG的抑制率。蛋白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细胞肿瘤血管生成相关蛋白血管内皮钙黏蛋白(VE–cadherin)、波形蛋白(Vimentin)、转化生长因子β2(TGFβ2)、Twist1和CD44的蛋白表达。细胞划痕实验和Transwell法检测HepG2SG细胞迁移侵袭能力。含药血清干预后HepG2SG条件培养基培养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分别检测HUVEC和HepG2SG细胞的体外成管。结果:新制攻积丸含药血清呈浓度依赖性抑制HepG2SG细胞增殖,含药血清组与对照组和空白血清组比较,各浓度抑制率均明显升高(P<0.01);与对照组和空白血清组比较,新制攻积丸含药血清组VE–cadherin,Vimentin、TGFβ2、Twist1和CD44蛋白表达均下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含药血清组HepG2SG的迁移侵袭能力、HUVEC管状结构生成和HepG2SG的血管生成拟态均较对照组和空白血清组显著减少(P<0.001)。结论:以温阳化痰散积为主的新制攻积丸含药血清可抑制HepG2SG细胞,降低肿瘤迁移侵袭能力,显著下调肿瘤血管生成相关蛋白的表达,可能抑制肿瘤血管生成。

龚自珍的京师记忆与文学书写

龚自珍研究中,空间维度常常被忽略,迄今仅有个别学者论及江南地域文化对龚自珍思想的影响。实际上,北京之于龚自珍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其诗文中留下了许多这座城市的印迹。尤其是其居住和交游的宣南地区,更是留下了龚自珍青少年时期关于亲情、友情、师生情的亲切回忆。京师早年经历激发了他的生命热情,京师生活的某些场景,甚至还滋生出了一种特殊的生命忧情,长久地影响着龚自珍的精神世界。而燕邯山水峥嵘之气、宣南文化圈中汇聚的八方豪侠之士,也影响着龚自珍的人格建构和文学书写。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深深融入了龚自珍的血脉之中。

西汉昌邑王国辅臣规谏刘贺的政治意蕴

西汉昌邑王国国主刘贺的两大辅臣王吉、龚遂,基于儒士本色和自己的政治追求,积极规谏刘贺以止其非,教导刘贺成为积极有为的王国之主。值刘贺被权臣霍光选为嗣君并登帝位之时,两人又着力规谏刘贺要恪守家国的忠孝礼制,和好霍光。王吉、龚遂因各自的性格和人生履历,规谏刘贺的内容与方式虽不尽相同,但都富含作为王国辅臣的能力与智慧,特别是在刘贺被选为嗣君的关键时刻,他们向霍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输诚的心声,从而在刘贺政治失败后只是受到了较轻的刑罚。王吉、龚遂规谏的刘贺言行及其政治宿命,从一个特别的层面揭示出西汉武帝尊崇儒术后对地方王国政治的深刻影响,以及昭宣之际的霍光政局的政治文化性格。

苗族祭仪“布冲他力”的名称含义与仪式性质

苗语东部方言区的苗族有一堂称为“布冲他力”(bul qod tead lis)的祭祀仪式,有白天与黑夜之分。“布冲”(bul qod)是指砍掉仪式中带刺的qod(冲)树,以达到“他力”(tead lis)的目的,即解开詈、咒语。此仪式与另一种也有白天黑夜之分的祭祀仪式“叭力”关系紧密,是同一种仪式的分化。无论是仪式行为还是祭祀目的,“布冲他力”目前在各地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异与分化。

龚廷贤辨治泄泻临证经验探析

龚廷贤为明代著名医学家,医术超群,著作等身,临证调理脾胃颇具心法,本文通过总结龚廷贤著作中有关泄泻的论述及医案,探析其辨治泄泻的临证经验。龚廷贤辨治泄泻,病因分六端,病位重脾肾,治疗从湿、脾、肾论治,善用白术、喜用升麻,条理清晰,论述详尽,具有较高的临床指导价值。

唐宋燕乐调命名系统的演变及其原因探析

唐宋燕乐调存在“之调式”“为调式”两种不同的命名系统,正确辨析不同时期的宫调称谓对理解燕乐宫调理论的内涵与本质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唐会要》《乐府杂录》《新唐书》等文献中二十八调的称谓表述是统一的“之调式”体系,体现出唐人对雅、燕两种不同性质音乐的明确区分;《景祐乐髓新经》《梦溪笔谈》《补笔谈》中的二十八调则采用“为调式”命名体系,反映出北宋时期燕乐二十八调逐渐被纳入雅乐系统,在丰富了雅乐内涵的同时也被雅化改造;南宋复古崇雅意识强烈,遵从儒家正统雅乐制度的同时,深受民间俗乐及唐乐遗音的影响,采用“之调式”称谓体现出南宋雅乐俗化、燕乐雅化的音乐实践与乐调理论的折衷融合。

乾隆西极纪功碑址的寻找与定位

根据清代实录、志书,以中外考察报告、照片与地图作为线索,一个世纪以来首次寻找到了远在境外的乾隆西极纪功碑址,精准定位,将这一成果及时呈现在《丝绸之路地理信息系统》中以供学界与社会进行重复性检验,并绘制在《清朝地图集》中。此碑是清朝极盛版图形成的重要标志。

先秦商人的儒商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在“工商食官”制度解体和儒家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先秦商人将儒家学说与经商之道相结合,形成了早期的“儒商精神”,包括子贡“赐不受命”的开拓精神、“亿则屡中”的经营谋略、“博施于民”的济世情怀,范蠡“与时逐利”的经营策略、“诚信立世”的经营原则、“富好行德”的仁义情怀,白圭“智与权变”的经营策略、“勇以决断”的经营战略、“仁以取予”的经营方略、“强有所守”的经营原则等,为中国传统儒商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现代儒商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当代声乐协奏曲创作及其本土化特征

声乐协奏曲作为人声与器乐相结合的特殊音乐体裁,在中国已有数十年的发展历史,更有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文章试图通过梳理中国声乐协奏曲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体裁属性、子体裁类型等创作概况,进而分析归纳出当代中国声乐协奏曲创作中音乐风格的民族性、人声与乐队协作的中国性、人声的炫技性与叙事性等本土化发展特征,并指出当代中国声乐协奏曲创作的某些局限与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