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魂”的基本内涵、历史演进与教育价值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文明赓续、强盛不衰,得益于强大的精神引领与灵魂支撑。家国情怀、忠孝观念、抗争精神、通变意识和天人境界构成“中国魂”的基本内涵。它是一种能充分体现中华民族共同生活方式、传递共同价值观念、反映民族集体人格的感情、思想与精神,是国家和民族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核心表达,是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兴旺的强大精神力量。身处复杂多变的时代,追溯“中国魂”的源头,研究“中国魂”的历史演进,分析“中国魂”的核心要义,强化“中国魂”的教育功能,推动以“中国魂”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每个学生筑牢中国根基、坚守中国信念、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国价值、维护中国利益、永续中国血脉。

论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立意特性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将意趣放在首位,对立意极为重视。从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创作动机着手,抛开视觉艺术均具有的基本的对“美”的追求,从更深入的角度提炼出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在道、儒、释三家影响之下所孕育出的“天人合一、托物寓情、物随原境”的立意特性。

基于太极、命门、脑心学术思想探讨“心”本义——兼与匡调元《无极哲学》《太易心神学》共勉

"无极生太极",太极是先天四太产生的"无极之真,二五之精",是能够化生天地万物的"天地之专精",是"道之为物……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的先天之精。太极以精为体,是天地万物之根源,根源以生生为本而主宰一切,主宰就是心,所以有"心为太极"之说。人体的太极是命门,命门藏先天之精而为生命之根,根就是心,故命门有"小心"之说。形似泥丸的间脑位于脑髓中央的泥丸宫,是脑中之脑,脑之核心,称之为"脑心"。脑心是"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的根本所在,是《内经》目睛命门所藏的先天之精,是"十二脏之化源"的"五脏之专精",是根源而主宰的心,是以生为本的"生物之心"。脑心命门以元精为体,以元神为用,神来自于精、来自于心,精神就是心神,所以脑心命门是"精神之所舍"而为"五脏六腑之大主"。脑心命门与血脉之心相比,就是"小心",但却是真精真心真君真主而为人体生命之本。

董仲舒“天人感应”哲学思想研究

天人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问题之一,汉代哲学就是围绕天人问题展开的。董仲舒以"天"为本,运用阴阳五行说使"天"与"人"建立起同类相感、相应的"天人感应"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成为汉代"大一统"政治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依据,在中国传统天人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地土之象:“天人合一”的本体图景——中国古代文化精神新探

在中国文化话语体系中 ,由于“天人合一”概念 ,使其对古代文化的诠释生出了许多的轻率与迷茫。笔者试图从中国远古文化产生的原始意象入手 ,重新清理中国文化的本体图景 :中国文化的原生意象是“地土之象”。在这一本体图景指涉下 ,中国人的生存观是一种“地土观”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大地精神”。而“天人合一”观念是后世宗法观念向王权专制思想演化过程中对“地土之象”本体图景的一种虚拟、比附、幻化形态。在中国文化精神构架中 ,“地土之象”是其本体图景 ,“天人理想”是其表现形态 ,“血缘亲情”

论《淮南子》性命哲学的和观念

以中国传统性命哲学为视角,揭示了《淮南子》性命之学"和"观念的本质特征,归纳了其中的几种表现: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必须调适阴阳之和;法天顺情,欲不过节,必须导引情礼之和;形神气志,各居其宜,必须保持形神之和;调理情性,端正心术,必须臻于执中之和。提出了这些认识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哲学蕴含,今天对于提高人们的身心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音乐的民族审美心理透视

文章试图从民族审美心理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音乐发生、发展的流程,并揭示其内在审美机制:以"中和美"来展示内心体验的世界;以特有的"音色美"作为艺术品位的价值尺度;以"空灵美"作为心灵追求的最高境界。

王阳明的天人合一观及其现代转换

天人合一被中国古代哲学家视为人生的理想境界。在众多的关于天人合一的观点中 ,王阳明的“人心即天理”、致人心之良知即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点 ,是一种更为透彻的天人合一观。王阳明的天人合一观 ,不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给我们以启迪 ,而且在哲学思考方式和价值理性方面 。

天下归心与忧世不治——曹操诗歌的儒家思想和诗歌地位

曹操诗歌思想情感具有鲜明的儒家特色,主要表现在浓厚的天下意识和深广的忧患意识,他是我国诗歌史上以抒发儒家政治情怀进行个性创造的第一人。

荡出形态之外——对西方现代绘画与东方艺术形态的思考

西方现代绘画与东方艺术所呈现的"荡出形态之外"的外化形态极为相似。但西方艺术自古希腊以来,是在"二元论"哲学思维的求证问题的方式下切入的,以"人"为中心。其实质与中国"一元论"思维下的东方传统艺术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与东方的这种"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审美范式。

金圣叹的人生哲学与他对《西厢记》的评点

金圣叹评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是用所谓"消遣法"评点古书"当赠后人",达到以批评鉴赏命世、垂名不朽的目的。他把《西厢记》视为"天地妙文",既充分肯定了《西厢记》的伟大文学价值,也揭示了《西厢记》所反映的人物和事件,是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本来就存在的"天地自然"。他推重才子、佳人之间所发生的"必至之情",是对封建礼教的公然叛逆。此外,他对艺术虚构、人物塑造、捕捉灵感等问题的论述,都接触到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有益于艺术创造。

浅谈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诸如直面正道、贵和中庸、天人合一、民为邦本、重情轻理、平均主义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协调人际关系，化解矛盾冲突，凝聚民众力量，注重自然环境，尊重生命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也有诸多消极影响，关键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从中汲取、升华出前进的力量。

论“情景合一”

"情景合一"作为一美学命题,它的意思是说好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情"和"景"结合的产物。"情景合一"作为一美学命题在明清时期已有颇多论述,王夫之的《斋诗话》论之颇多,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从人生境界上讨论了这一问题。"情景合一"实与"天人合一"思想有密切关联。"情景合一"要求人们以其思想感情再现天地造化之功,如庄子所说:"圣人者,原天地之大美。"人们的思想感情如欲再现天地造化之功,必以"人"与"天"为一体而可能。

略论“中国宗教”的两个思想基础

中国是多宗教的国家,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宗教格局。本文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论述“中国宗教”的两个思想基础:一是阴阳五行,这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表达了“天道和谐”的思想;二是礼乐文明,这种人文主义的人生观,表现了一种“人情和谐”。中国人的宗教意识缘此具有崇尚和谐、重视人文的特点,对于外来宗教或新兴宗教的取舍标准,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灵验可信。儒释道的三教合流、民间信仰的多元混杂,颇能体现中国人追求“和谐实用”的宗教观。在宗教冲突时有发生的当前世界,中国宗教的历史经验,尤显珍贵。

《礼记·乐记》的三重立论根据

《礼记·乐记》的主旨是阐释礼乐教化的合法性。《乐记》给出了礼乐教化具有合法性的三重立论根据:其一,"人心"感于物形成音乐,人心是音乐和外物之间的中介,因而通过音乐就可以很好地协调外物与人心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其二,《乐记》将音乐的产生、音乐与人的关系,纳入到天地宇宙的运行模式之中,认为天地运行具有无可违抗的性质,遵循天地精神的礼乐也具有无可违抗的性质;其三,音乐与社会人生之间有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因而音乐具有协调社会秩序的作用。三重立论依据共存,体现了《乐记》文化整合的时代意识,体现了《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性,但也是形成《乐记》内在逻辑关系不够清晰的原因。

顺应天道与人情之二重构:论《黄帝四经》的因循观

黄老道家极看重“因循”,主张在治国、治民等实际行动中积极顺应事物变化的客观形势,不失时机地贴近万物、因应万物,以实现把握万物的目标。君主治国要以“因循”为纲,如此才能顺应万变的形势而不失良机,国家才能治理有序。作为黄老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黄帝四经》内含丰富的因循思想,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顺应天道、因循人情。其中,顺应天道是因循人情的最高根据,因循人情是顺应天道落实于人事的具体要求。顺应天道、因循人情这种二重结构是由“道——物”或“天道——人事”的二重结构决定的。顺应天道又具体表现在治理国家尤其是发动战争时要掌握适度和因时的原则以及通过审名定分、循名责实使人各安其位、各尽所长。因循人情建立在人性不完满、生而有“四害”的基础上,君主通过建立法度规范人事、遵从民俗以得民心等手段巩固执政基础。《黄帝四经》所暗含的这两条线索背后显示了先秦“天人合一”的思维逻辑,具体而言便是“以人合天”,即通过效仿天道为人事提供指导。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论纲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源头,先秦时期有没有政治哲学?如果有,它是以何种方式展开的?本文以先秦儒家为考察对象,对上述问题展开探讨。本文对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特点、要解决的问题及其不足进行研究,进而通过这种具有综合意义的研究来为当下构建中国式的话语表达方式,挖掘和发展本土化的政治哲学体系提供一定意义上的启示与借鉴。

论先秦儒家的生态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先秦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们应当效法天道好生的原则,成己成物,肩负起参赞天地化育的生态职责。先秦儒家倡导仁民爱物,拓展了人们的道德空间,又从"以时禁发"的时间限制、禁止"伤萌幼之类"的种类限制、禁止"竭泽而渔"的规模限制等方面确立了保护自然资源的行为规范,虞衡制度则是保障人与自然关系的政治法律保障,"以民为本"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目的。先秦儒家丰富的生态思想能够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