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阴阳道研究现状与反思

由中国阴阳五行思想氤氲而生的日本阴阳道曾之于古日本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近年来,相关研究引起了中日学界的重视。通过对阴阳道以往研究的梳理,可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日本阴阳道方面的研究较国内起步早、数量多、内容丰富,但仍存在诸多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针对阴阳道定义、产生与形成的过程等方面,日本学者内部亦存在较大分歧。其二,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尚未形成系统的规模性研究,阴阳道主旨性研究缺乏,其多散见于相关论著之中,既有研究中的广度与深度均存在不足。其三,中日学者间关于阴阳道的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领域的研究相对滞后。在此基础上,展望阴阳道研究的趋向,认为将在其起源问题、当代日本社会的存留痕迹、中国古代术数佚书查询考证、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等领域受到更多关注。

“生态史观森林思想”与当代日本的东西方观

在当代日本的东方学(东洋学)思想建构中,出现了一股生态学层面的东西方文明比较论的思潮,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最先把地理、风土、环境、生态与“比较文明学”结合起来,提出了“东洋-中洋-西洋”的世界三分法,进而把东洋最东端的日本和西洋最西端的西欧划归为两个对称的“第一世界”,其他则被划归“第二世界”,以此来取代以往的“东方-西方”世界观,凸显日本文明的独立性与特殊性。随后,安田喜宪、岸根卓郎从“环境考古学”及“森林文明”论的角度,以喜马拉雅山为坐标划分“东方-西方”,强调日本文明的卓越特性与优越位置,梅原猛则从哲学宗教及“森林思想”的角度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结论。

民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思想研究

在民国时期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佛教抗日救国的思想体系。从佛教救国的理论基础看,佛教徒从佛教教义中寻找僧尼参加军训和前线杀敌的合理性。从佛教救国的必要性看,认识到僧尼作为国民的一份子,肩负有救国的责任;救国是佛教徒报国恩的需要;只有救国才能救教救僧;救国是今后佛教赖以生存和实践慈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从佛教救国的可能性来看,佛教能帮助中国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进而使中华民族复兴。从佛教救国的路径来看,包括潜心祈祷、宣扬佛法、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等,僧伽应根据不同的年龄段采用不同的救国方式。这些内容是近代慈善公益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佛教徒,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潮流。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下)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中日商品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以石门心学和清初实学为中心(上)

日本江户时代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作为"町人之哲学"、"道德性实践之实学",阐述"商人 之道",提倡"正直"、"俭约"的经济伦理,对日本商品经济和社会职业伦理的发展具有独特的理论贡献,被视为类似马克 斯·韦伯提出的促发资本主义产生的"新教伦理"。与此大抵同时,中国清初南方的"三大启蒙思想家"和北方的"颜李学 派"都提倡"实学",前者提出"工商皆本"、"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之说,后者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主张"本宜重,末 亦不可轻"。然而,基于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了 不同的影响。开展两者的比较研究,有利于弥补迄今世界经济思想史大抵无东亚等缺憾。

幕末、明治时代日本侵华思想检证

幕末、明治时代 ,日本已经开始侵略中国 ,各种各样的侵华思想不断问世 ,成为其侵略行动的战略指导和精神支柱。这时的侵华思想以大陆政策为核心和主线 ,以“神国”理念和民族优越论为特征 ,是封建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狂妄主义的混合物 。

黄遵宪思想的转变与冈鹿门

黄遵宪在任中国首任驻日大使馆参赞时期与日本文人冈鹿门友谊深厚,在诗文创作、学术思想等方面彼此切磋交流,这对黄遵宪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导入

留日学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末民初(1896—1918年间)留日学生通过主办刊物、翻译文章和著作等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初步导入的特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关于日本侵华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日本侵华思想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日本野蛮残暴而又持久的侵华行动和历史的一部分,是一个不断衍变发展的过程。日本侵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日本内外因素及政策互动共进的结果。

近代日本对华团体的中国观及其在华活动

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的侵略野心日趋膨胀。19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兴起了一股兴亚思潮。日本民间也纷纷建立各种团体,宣传自己的"兴亚"主张。兴亚会是最早建立起来的兴亚团体之一,主张"日中提携",振兴亚洲。其主张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到19世纪末期,各团体认识逐渐趋同,最后都并入东亚同文会中,逐渐沦为日本对外扩张国策的宣传工具。

新史料的发现与张作霖日俄外交思维研究的深化

张作霖的对外交往思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方面。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在于张作霖对日交往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是对于其与苏俄研究缺失。此中缘由,主要是新史料的发掘欠缺。随着相关资料的大量发现与利用,张作霖对日、俄的外交思维研究一定会上台阶,而益趋于深化。

负运价的财务原因与管理策略——中国海运业负运价案引发的思考

在国际海运市场上,由于竞争激烈,海运运价日益下滑。海运企业为了揽活,以不收钱甚至倒贴钱的方式,将货主的货物送达目的港口,出现了零运价和负运价现象。文章提出,负运价其实是中国海运业的一种高风险财务策略,负运价并不等于负的运费收入,负运价的实施只是削减了利润,并不意味着海运企业必然亏损,甚至有时还有利可图。负运价将导致市场无序化,带来海运企业更高程度的经营风险。因此,必须在宏观上加强法律法规约束,树立共赢的财务理念,追求卓越的服务质量,开创新的市场空间,确立战略管理思维,并实行相对谨慎的财务管理策略,以加强对海运业的管理,促进海运业稳健发展。

清理日本侵华思想——中国抗战胜利纪念的另一重要内容

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应该是多方面、多领域的,清理日本侵华思想是其中极其重要的领域,是一个深层次的方面。日本侵华思想导致了残暴的日本侵华战争,并把1945年之前的中日两国关系写实为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而且日本侵华思想也并未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销声匿迹。相反,直到战后,它还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使现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异常的态势。清理清除潜伏暗藏的日本侵华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的重要内容,更是健康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性工作,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日本型华夷观”的解构及其意义——读高伟《日本近世国学者的华夷论与自他认识》

我们知道,生成于中华文明而以“华夷一体”为终极指向的中国华夷思想或华夷秩序观,虽然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作为一种世界秩序观和政治文化理念,其为东亚文明的发展和前近代东亚世界秩序的构建做出了积极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而“明清易代”后基于日本中心论而构建的“日本型华夷观”,则是借用“华夷之辩”的思维模式建构日本国家认同和文化民族主义,不仅为其近代以降国粹主义的兴盛、对外侵略扩张以及民族主义“生生不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且成为自“华夷秩序”解体后东亚区域秩序至今未能构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原因。

中日海权思想的地缘基础差异

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不同的地缘环境和历史文化积淀,使两国形成了不一样的国家方向、战争方式和成长模式,从而走出了不一样的海洋道路。大陆国家中国与岛国日本的地缘条件决定了二者对海洋的敏感度不同,向外开放和学习的姿态迥异;陆海兼备的中国力量分散于陆海两线,日本岛国一旦开放则一心向海;长期居于东亚中心的中国重德轻力,强邻环伺、奉行扩张的岛国日本自强尚武。今天在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道路上,如何突破地缘劣势发挥陆海兼备地缘优势,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和未来的问题。时代需要我们超越马汉,需要树立包容性、合作性、有限性的海权观念。只有这样,传统的海权大国与新兴海权国家、海岛型国家与陆海兼备型国家才能实现在海洋这一国际公共空间的共存共荣。在走向海洋的新时代,中国应该成为思想、文化的引领者。

平成时代日本学界“东亚世界论”研究动态及其表现出的对华社会思潮

日本古代历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与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大陆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关于日本古代史和东亚区域历史之间存在的诸多内在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学界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者们提出了将中国、日本和朝鲜历史进行整体把握的"东亚世界论"。在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在方方面面表现出与此前历史不同的阶段性及独特性特征,学界需要对应地从各方面进行专题性的回顾与总结。在平成时代,作为研究东亚区域史的重要理论和研究领域,"东亚世界论"继续得到学界的重视和研究,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时代性特征,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总结。这一工作除了对东亚区域史的深入研究具有推进作用之外,由此还能够了解到平成时代日本社会对华思潮的一个侧面。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中日关系——兼论池田大作和平思想

中日两国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百年来,中日关系历经零和博弈向非零和博弈的转变。池田大作是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和平使者,其提出的和平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基于政治、经济、社会三重维度分析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可看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池田大作“和平思想”之精华具有契合性,因此,通过增强政治互信、加强经贸合作和拉近民心距离的方式推动中日关系朝着新时代的友好互鉴方向发展可期。

论孙中山的外交思想和举措

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中日关系等方面整理了孙中山留给后人的外交遗产。孙中山富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色彩的外交思想和举措,对于形成科学的外交策略,采取行之有效的外交措施,无疑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丰富的实践价值。

17～18世纪中日儒学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本文通过 17～ 18世纪日本和中国的儒学演变比较 ,通过中日儒学政治思想比较 ,认为近代日本社会发展不同于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 。

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论析

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学说 ,它是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征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对如何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