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经济框架”贸易议题发展动向及对亚太区域合作的影响

“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贸易领域的主要抓手。自美国总统拜登于2021年10月在东亚峰会上正式提出IPEF以来,其进程一直处于快速发展中,尤其联通的经济、韧性的经济、清洁的经济和公平的经济四大支柱的谈判突飞猛进。IPEF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贸易协定,但其在经济贸易议题上的内容却越来越具体,新趋势、新动向也日趋呈现。文章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IPEF与TPP、RCEP、APEC等亚太区域合作贸易议题进行比较,认为IPEF贸易议题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并分析其对亚太区域合作产生的冲击,可能改变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形成的区域合作机制。为降低IPEF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中国应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推动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与贸易议题创新,深化亚太区域合作。

IPEF对RCEP供应链合作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印太经济框架(IPEF)是美国对华地缘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的制度工具。目前,IPEF成员已经达成供应链韧性协议、清洁经济协议和公平经济协议,只有贸易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IPEF在谈判议题和合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这在供应链韧性协议上体现得较为明显。因此,IPEF供应链韧性协议一旦实施,将对RCEP供应链合作产生影响,破坏亚太地区根据比较优势形成的产业链与供应链合作,形成两个平行的供应链。为此,RCEP成员应继续深化区域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中国尤其要强化与周边国家的供应链韧性规制合作,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

“印太经济框架”新进展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成员方自愿选取其四大支柱参与的“菜单式”合作,构建不同于传统自由贸易协定、聚焦新兴领域及高标准规则的新型经济框架。截至目前,“供应链”支柱协议已签署并生效,“清洁经济”“公平经济”支柱协议和IPEF协定也已实质性结束磋商。作为美国加速推进的“印太战略”的经济支柱,IPEF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更为浓厚,尤其基于“价值观同盟”的区域供应链的构建与强化及对“美国优先”、对中国经济“去风险化”的发展与强调,使地缘经济分裂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既有的进程受损、既定的目标趋弱、可能的路径分散,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的推进更为不易。中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的实施,应继续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推进亚太经合组织内部自由贸易协定能力建设与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及自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进程,加快与IPEF、亚太经合组织、CPTPP成员双边自由贸易区的构建,适时扩容和升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切实推动RCEP与CPTPP的融合发展,尽量减轻IPEF带给自身的战略压力。

“亚盟”与“西约”:印太经济框架的走向与应对

“印太经济框架”(IPEF)于2022年5月23日启动,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一环。而随着军事和安全、政治和外交的陆续展开,美国及其盟友在亚太建立包围中国的、类似欧盟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组织“亚洲同盟(亚盟)”和类似北约的军事安全组织“西太平洋公约组织(西约)”的倾向越发明显。中国的应对至关重要,应阻止二者成立,把快速实现IPEF同等开放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点。

“选择性遏制”与美国“印太经济新框架”——兼论对中国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自遏制战略被乔治·凯南提出以来,该战略被历届美国政府所继承和发展,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印太地区的迅猛发展和中国的崛起,美国已经将战略重点东移,并将遏制目标瞄准了中国。为了打压中国,美国继承并发展了“选择性遏制”战略,将其欧洲和印太盟友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并通过“印太经济新框架”等经济机制、制度对华形成一个遏制网络,其主要目的是试图将中国框定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及地区秩序之下。同时,由于“印太经济新框架”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针对性,且以美国的联盟体系作为支撑,其必然会对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

基础设施竞争:“一带一路”的十周年与IPEF、APEP等的兴起

2023年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其主推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全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因此西方对“一带一路”横跨全球的贸易网络和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所谓反击,策划了相关的抗衡项目、战略替代方案。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B3W”、“PGII”、QUAD、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和欧盟提出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等。应关注各种动向,把快速实现同等开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点。

东盟七国参与“印太经济框架”的动向与影响——基于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视角

在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动荡的背景下,东盟七国参与IPEF的动因在于通过加入IPEF增进东盟-美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IPEF四大支柱迎合了东盟七国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需求,IPEF其他成员国在东盟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IPEF四大支柱实施方案的相继出台,东盟七国立足《东盟印太展望》,调整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以应对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东盟七国参与IPEF对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区域价值链重构将削弱中间产品贸易的基础,加剧清洁能源的区域竞争,阻碍中资企业对美的“迂回出口”,提高中资企业大型投资的税负成本等。

IPEF数字经济合作趋势及中国应对

数字经济是IPEF的核心议题,美国在IPEF下聚焦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半导体供应链和数字贸易四个领域与印太盟友开展数字经济合作。IPEF数字经济合作将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对此,中国应坚持“双循环”战略,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制定应对策略。在国内层面,中国应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数字治理水平提升,增强数字经济核心竞争力;在国际层面,中国应以东盟为优先伙伴,欧盟和韩国为关键伙伴,金砖国家为重要伙伴,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网络。

拜登政府主导IPEF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内容、挑战及应对研究

在拜登政府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中,数字技术治理是成员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拜登政府基于IPEF推动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具有遏制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抢占数字技术规则制定主导权、捍卫美国数字技术垄断地位等动因。预判拜登政府将主要采取“多轨并行”的灵活谈判模式及“多方联动”的数字技术治理合作策略,重点围绕技术权力捍卫型规则和技术监管合作型规则与IPEF核心成员开展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同时围绕技术鸿沟弥补型规则与IPEF中的东盟国家开展数字技术治理合作。对此,中国应充分加强与东盟等贸易伙伴在数字技术治理领域的合作,探索构建以中国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区域合作网络和数字技术规则体系。

中美竞争下印度经贸战略动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印度经贸战略出现诸多新动向和新特点,包括积极融入“印太战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加速双边谈判提升贸易多元化水平,大力扶持制造业争取实现对华产业替代,频繁推行对华经贸打压“脱钩”政策。印度经贸战略调整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试图依托“印太战略”联合制衡中国经济影响力,限制打压中资企业以扶持本土制造业崛起,把握中美战略竞争机遇期以摆脱对华经济依赖。在印度经贸战略调整的影响下,中国外部经济安全压力显著上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面临风险,中资企业在印度营商环境不断恶化。然而,印度经贸战略也面临参与美国亚太经济合作存在限度、对华经贸打压“脱钩”政策难以奏效、国内经济改革政策掣肘明显等诸多制约。

政治极化与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实施路径

“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政府为了弥补美国印太战略经济支柱缺失而提出的一项倡议,其主要目的是在印太地区建立排华经济圈遏制中国和借助盟友力量来带动自身经济发展。从实施路径看,受美国政治极化的影响,拜登政府选择采用行政主导和模块化设计的路径来推进“印太经济框架”,以避免受国会两党斗争的影响。然而,行政化路径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使这一框架缺少法律层面的保障,容易受执政党更替的影响,并且受行政权限的制约,无法在其中加入自由贸易的相关内容。同时,模块化路径也造成了供应链支柱、清洁经济支柱、公平经济支柱和贸易支柱的实施进程的失衡。即使拜登政府能在贸易谈判方面取得突破,但贸易支柱的拓展和深化仍需得到国会立法的支持,最终仍难以绕开政治极化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