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子集与中国文论的兼性阐释

"中国文论"又称"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前者偏指研究领域,后者偏指现代学科,二者的共通之处是深植于经史子集知识学谱系的"兼性阐释"。兼者通也,经史子集的兼收并蓄和参稽众说,从阐释主体、思维方式和文本纂集等不同层面构成兼性阐释的学理依据。经史子集典籍的互文性、学派的融通性以及批评方法及心态的"平心而论",铸成兼性阐释的古典形态。"集"奠其基、"史"开其局、"子"拓其疆和"经"聚其力的百年历程,形成兼性阐释的现代嬗变。经史子集之兼性阐释理念及方法在中国文论领域的创造性转换,催生出文论典籍的"新四部"、大学教育的"新文科"和学术话语的"中国性",从而彰显出兼性阐释的当代价值。中国文论的兼性阐释,既区别于"以西律中"的强制阐释,又区别于"专业主义"的端性思维,从而在镜鉴西方、通变传统的基础上于文学理论领域重塑中国方案、中国范式和中国特色。

蜀学之形神与风骨综论——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为考察对象

"巴蜀文化"是华夏禹域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蜀学"是巴蜀文化的灵魂与精华。蜀学的灵魂与精华,可以通过对儒释道三教、经史子集四部、文史哲三科的梳理而予以揭示,其重点体现于其思想与理论。大致而言,蜀学在哲学方面向有"深玄之风",但又"玄而不虚";在史学方面,特别注重"文献之传",尤其重视"通观明变";在文学方面,往往能开一代风气,且可表仪一时。蜀学之神韵与风骨,呈现为以下三端:经史为基,儒学为本;学风崇实,经世致用;融会贯通,赫然名家。未来蜀学之发展,应当继往而开来,即在"打通古今"、"融通三教"、"会通中西"十二字上用力。

《中国丛报》与中国“经史子集”的译介

《中国丛报》(1832—1851)是在华传教士在广州创办的一份英文月刊,它是早期传播中国经典及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通过对《中国丛报》“经史子集”的译介动机、译介内容以及所存在问题的描述与探讨,可以为把握早期中国经典外译的特征提供参考的依据。

“‘经史子集’始立于《隋书·经籍志》”说辨正

目录类著作以"经史子集"为部类名称始于《隋书·经籍志》,这一观点被作为目录学常识为学界普遍接受,但此说仍值得商榷。《隋书·经籍志》"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的部类名称源于南北朝时已深入人心的"经史子集"的书籍分类观念,并极有可能直接袭自魏征于贞观年间所编的"贞观目"。今人对此问题的错误认识在于,把"现存最早"混同于"首次"。

《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目录《中图法》查目导引

《四库全书》经史子集目录《中图法》查目导引闫邦勋《四库全书》编制后，分抄七部，分藏南北七间，其中文汇阁、文源阁被兵火焚尽，文澜阁损失将半。为防失传．台湾商务印书馆已据运台文渊阁本，即《四库全书》第一部抄本影印出版。１９８７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使这一文...

经史子集——《四库全书》

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部官修百科丛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全书近8万卷,约3.6万册,近8亿字,这就是《四库全书》。经(儒家经典)史(史书典籍)子(诸子百家经典)集(诗词歌赋)看了上面的介绍,大家一定会想:看来古代有很多皇帝都喜欢编修"百科全书"呀!没错,在明代的《永乐大典》编修完成后约300年,清代的乾隆皇帝正式下令.

儒学的根本在经史

古代儒家以经、史、子、集四类分法,来概括天下一切学说。儒学以经、史为根本,以子、集为辅助。这个格局历千年而不易,此从四类分法的历史演变、六经至十三经的流传、明经科之取士制度、士大夫对经史子集之文的不同态度和经、史之间的相互关系等五个方面得以体现,使儒学在汉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获得了持续不断的传播、巩固与发展。

因书立功:中国文论的范式观念

作为一个科学哲学领域的西来概念,“范式”(paradigm)已被中国文论学界所普遍接受。实际上,中国文论自有一种潜在的“因书立功”范式观念,它植根于本土的语言与学术传统,并呈现出与“paradigm”相异的理论特色。“因书立功”范式观念的知识学背景是经史子集的四部知识体系:经部孕育了范式观念的源头,子部和史部的学案体、目录体提供了范式结构的参照,集部诗文评则是文论范式的直接呈现。“因书立功”范式观念的理论核心是以经典为中心,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是中国文论范式的主轴,而新典籍的经典化又赋予经典序列以开放性。“因书立功”范式观念的作用方式是兼性阐释,“博雅君子”的阐释主体、“兼解俱通”的阐释方法和“兼以易别”的阐释目的,使中国文论经典得以长久地在文论史上发挥功用。通过对中国文论范式观念的考察,我们得以为中国文论范式研究寻找到本土化的学术根柢和坚固扎实的学理依据。

经史子集与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古典范式

“关键词”一语虽说是舶来品,但包括概念、术语、范畴和命题在内的“关键词研究”却是古已有之。从先秦元典、两汉字书到六朝文评、唐宋诗话、明清评点,前学科时代的中国文论关键词研究,既有历时性层面的“批评文体”之异,又有共时性层面的“经史子集”之同。古典意义上的文论关键词研究,内蕴“经”正文宗、“史”贯文源、“子”拓文渊和“集”汇文澜的兼性智慧,从而在研究主体、诠解视野、释词路径和语义价值等方面形成经学训诂范式、史学溯源范式、子学博通范式与集部诗性范式。在经史子集知识学语境下总结归纳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古典范式,一是要追问“范式几何”:“何人”释词、“于何”释词、“如何”释词和“为何”释词;二是要辨析四大范式的释词路径:经学范式本于“字”、史学范式据于“事”、子学范式辨于“义”和集部范式明于“诗”。总结归纳文论关键词研究的古典范式,可为中国文论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建设提供关键词研究的话语体系及其兼性阐释。

中国通俗文学英译研究专栏导语

自从2002年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召开和典籍英译研究会成立以来,典籍英译研究与实践在国内蓬勃发展,方兴未艾。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2016)统计,截至2020年,中国现存古籍图书达790多万册。广义来讲,这些中国古代流传下来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图书都属于典籍。但狭义的中国典籍可以只包括具有最重要文化价值的古籍正典。典籍英译的翻译书目来自这些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的各个门类,数量庞大,内容丰富。

文献、文化与文明——《遵义丛书》及地方历史文献丛书之价值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长江大河,其源滥觞。重视地方历史文献之收集整理,当是地方主事者不可忽视之重要工作。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于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之外,别列“丛书”一类,认为“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张之洞《书目答问》)丛书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三重互动:杜诗与钱锺书治学体系(上)

杜甫诗作与钱锺书的集部之学、四部之学以及文艺理论建构形成了三重互动关系。杜诗既是钱锺书集部之学尤其是诗学理论的重要基础,也是其经史子集四部典籍阐释不可或缺的因子,与诗画一律、虚色、通感、诗可以怨等文艺理论概念的辨析、生成与建构也有密切的关系。钱锺书的治学体系实现了对杜诗渊源、诗法与接受等诸多层面的阐述,揭示了杜诗蕴含的经史子集各部特征,也示范出杜诗对于建构文艺理论概念的原典作用。学杜、解杜、运用乃至化用杜诗贯穿了钱锺书的学术体系,使得这三重互动之间生成了复杂的互文关系。

汉语言文学与水文化的融合对策探讨——评《中华水文化教育》

历经上下五千年之文明演进,中华文化体系孕育出繁茂多元的分支,“水文化”便是其中之一。水文化正如水元素一样,流转于世间,滋渗于万物,围绕“水”所衍生出的文化意象不可胜数,尤其在汉语言文学领域,无论经史子集,还是诗歌小说,处处可以寻觅到水文化的踪迹。

主持人语

青年郭沫若在四川求学成长的岁月,正值中学与西学砥砺、旧学与新学斗妍的时代,知识的激增已远超经史子集之范畴,其中不乏别开生面、石破天惊的论断,这些见解乃数千年来所未有,即便是饱学之士、资深儒者也未曾涉猎。郭沫若在为廖平今文经学所吸引崇拜的同时,又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探索的强烈欲望。在近代蜀学的滋养下,他对儒释道三教和合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领悟,兴机触发便可“醉眼欲穷天下势,揽衣直上最高台”,高台之上更有“大叫狂生郭八来,但听山壑呼长诺”壮志豪情,然而现实毕竟“烽火满目,荆棘丛生,时局沧桑,一日千变”,日渐式微的儒家理想在“黑铁主义”“武力强权”之下难以维持,但青年郭沫若在对新理论新思想新主义充满渴望的同时,仍希望“同胞齐努力,愿汉家四百兆数之文明上族,演出这般事业来!”

陕西省图书馆:“兰台石渠”著华章

陕西省图书馆成立于1909年8月,是我国成立较早的公共图书馆之一,也是我国西部地区成立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到今年8月,已历经了115个春秋。1923年10月,康有为受陕西都督邀请,到西安讲学。参观陕图时,他看到诸多经史子集图书。

"经史子集"四部称谓新探

"四部"称谓最早见于东汉末年,专指集部文献。东汉末期至南朝梁,校雠工作中使用"五经""四部""史汉""诸子"代称甲乙丙丁四部图书。南朝梁至唐朝初期,校雠工作中使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替代"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的称谓。但是,从东汉末期至唐朝初期,编制的四部图书目录始终以"甲乙丙丁"命名,直到显庆年间,《隋书·经籍志》使用校雠术语替换四部目录的称谓(甲乙丙丁),"经史子集"才由校雠工作中的专业术语嬗变为四部目录的称谓。唐宋时期,称引四部书时,依然以"甲乙丙丁"命名,抑或结合校雠学"经史子集"的称谓和目录学"甲乙丙丁"的称谓,采用目录次序加校雠内容的混合称引方式。

陈柱学术年谱

陈柱（1891年-1944年），字柱尊，广西北流人，为民国间广西仅有的学术大家、国学巨擘，著述范围遍及经史子集四部。

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文学批评”这一新语虽取之西域,其学理及文献却出自四库集部。如果说集部五大类典籍为“批评”准备了海量文学文本,那么诗文评类叙及文献则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方法及范例。从“集部”出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开创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率先收获的是“史”的辉煌。在历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曲折和沉寂之后,逐步从开创期的“学出集部”走到新时期的“识通四库”,形成“经史子集”四大范式互济共进的大文论景观。史学范式,以“史”的重新书写和各种理念、风格及体量之史著的再度辉煌开其局;经学范式,以“经”之“文以载道”式的本体阐释和“词以通道”式的范畴辨析积其力;子学范式,以“子”之多元文化视野的思想争鸣和博明万事的知识纂集拓其疆;集部范式,以“集”之诗文评性质的各体批评和各种方略筑其实。“经史子集”,作为自本自根、原汁原味的知识形态及话语体系,构成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思想灵魂、历史本末、文化精神和批评方法。考察百年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可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提供中国经验、中国话语及中国范式。

钱基博《国学必读》的编选思想及主要特色

钱基博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国学大师。他在1924年为中学生编选的《国学必读》一书,纲举目张,选文精审,在考虑到当时中学生的实际能力和现实需要的同时,也兼顾了各个朝代的文章,成为当时影响较大、流传甚广的国学普及读物之一。钱基博特别强调文学可以"通国学之邮",故单独拈出《文学通论》作为上册。下册《国故概论》分别按通论、经学、小学、史学、子学来进行辑录,体现了钱基博的"国学分类"思想。《国学必读》对今日之"国学热"或不失为一种反思和参照。

钱大昭著作考

鉴于前人对钱大昭著作和刊刻流传情况的研究不够系统完整.本文据各地馆藏及钱师璟<嘉定钱氏艺文志略>、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中国丛书综录>、<清史稿>、<光绪嘉定县志>等书所载,分经、史、子、集四部分对钱大昭的著作略作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