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e of Happiness of Left-behind Elderly People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Labor Transfer——A Case Study of Guizhou Province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this paper surveyed and studied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187 left-behind elderly people in Guizhou.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ural labor transfer,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left-behind elderly people is generally low.There are many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omplex causes. Through analysis,it is found that transfer of family labor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left-behind elderly people. Finally,it came up with some pertinent recommendations for raising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left-behind elderly people.

Creating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hina’s Dispatched Labor

Employment is fundamental in improving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and social security is the source ofhuman happiness. This is how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tects and improves basic human rights. It is also the policy China has adopte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it is clear evidence of China＇s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劳动幸福观融入思政课教学的价值理路、基本原则与实施路径——以大学生“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为例

劳动幸福观是对劳动价值的自我体认与情感认同,是劳动实践的动力之源与精神支撑,对培养当代大学生的劳动素养与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基础性意义。劳动幸福观融入思政课教学,应坚持把握育人导向、遵循教育规律、体现时代特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实施路径上应形成以明确教学目标为先导、以优化教学内容为基础、以突出学生主体为根本、以改革教学评价为保障、以外化教学成果为支撑的系统化推进体系。

基于幸福劳动的环境工程专业实验教学设计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以劳树德”是其重要特征。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劳动教育纳入环境工程专业实验课程。本文分析了劳动教育的思政化趋势及其存在的问题,叙述了幸福劳动的含义和特征,初步探索了以学生的需要为中心的幸福劳动融于《环境工程专业实验》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该教学设计既考虑了学生的物质、精神和交往的需要,又能承接历史,面向未来,并让学生在劳动中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感和幸福感,在劳动中弘扬开拓创新、坚韧不拔的时代精神。

女性就业、家庭决策权及其幸福感

经济赋权是增进女性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措施。使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OLS模型,实证检验女性就业参与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有薪酬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参与对女性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已就业参与女性较未就业参与女性的幸福感明显更高。该结论在利用处理效应模型(TEM)和拓展回归模型(ERM)尽可能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性别分工观念平等、性别就业价值观念平等以及配偶在业的女性,其就业参与的幸福效应更强。机制分析表明,家庭决策权是女性就业参与提升其幸福感的重要渠道。已就业参与女性在父母奉养、子女教养和家用支出分配等方面拥有决策权的概率,分别是未就业参与女性的1.514倍、1.471倍和1.276倍。拓展分析表明,与未就业参与相比,非正规就业参与、正规就业参与均能有效提升女性幸福感。因此,增进女性福祉,既要鼓励女性有薪酬的劳动力市场就业,又要发展并规范非正规就业劳动力市场,还要树立平等的性别观念。

劳动幸福何以可能: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内在机制阐释

劳动幸福是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实现的宏伟理想和崇高目标。马克思劳动幸福观从前提层面确立了劳动创造幸福的基础性地位,从劳动与人的类本质、劳动的异化与人的幸福体验以及劳动解放与人的劳动幸福复归三个方面揭示了劳动幸福的应然,阐释了劳动缘何能够创造幸福这一命题的内在机制,进而从劳动创造幸福的形式出发,指出劳动幸福是物质和精神幸福的统一、个人与全人类幸福的统一、低层次的幸福到高层次的幸福动态发展。马克思从历史维度研究了劳动形态的演变,阐述了奴役劳动、谋生劳动、体面劳动和自由劳动等不同劳动形态的发展过程,揭示了不同劳动发展阶段下的幸福及其表现形式,深刻指出劳动形态的历史演进及其未来幸福向度。马克思劳动幸福观从方法论层面指出通向劳动幸福的实践进路,即确立为劳动创造幸福,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价值立场,为实现劳动幸福提供科学的价值基础;大力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劳动幸福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扬弃产生劳动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制度,推动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为实现劳动幸福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马克思自由劳动的双重意蕴与劳动幸福的实现

马克思语境中的自由劳动概念兼具虚假和真实双重意蕴,虚假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真正的自由劳动即能够确证人本质的劳动。马克思基于社会形态对人与劳动关系的分析指明了自由劳动的发展进程,从对前资本主义社会非自由劳动的揭露到对资本主义社会虚假自由劳动的批判,最终设想在以劳动作为现实人的第一需要的基础上消除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对抗性矛盾、扬弃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对立,使“需要”成为共产主义分配的尺度,在共产主义社会建构起真正的自由劳动。当下,我们要在正视消费至上等异化现象的同时,坚持通过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逐步实现从虚假自由劳动向真正的自由劳动、从低层次的自由劳动向高层次自由劳动转变,最大限度实现劳动幸福。

论数字劳动幸福权

劳动是幸福之源。数字劳动作为人类劳动方式的最新样态,与人的数字化生存具有直接同一性,数字劳动幸福权与人的数字化生存质量具有高度相关性。提升人的数字化生存质量,需要坚决捍卫人的数字劳动幸福权。维护数字劳动幸福权的前提,是从本体论层面上认清什么是数字劳动幸福权。数字劳动幸福权是数字主体通过劳动获得属人的属性而获取深层愉悦体验的权利。准确把握数字劳动幸福权这一概念,有必要将之与数字活动幸福权、数字劳动幸福观以及数字劳动幸福感等做进一步的辨析。确证并肯定人的本质力量、唤起并增强人的劳动意愿、发展并提升人的劳动能力,是维护参与主体数字劳动幸福权的有效路径。

劳动教育关照结果幸福:基本意蕴与行动策略

劳动教育的结果幸福大有可为,主要是因为:一方面,结果幸福是劳动教育幸福的逻辑终点,因为劳动教育的起点幸福、过程幸福都需要通过结果幸福来见证与确认;另一方面,结果幸福惟有依仗教育者的卫护与升华,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劳动教育的幸福功能。劳动教育关照结果幸福应内含三重意蕴:在物质维度上,让学生劳有所获;在社交维度上,让学生劳有所值;在精神维度上,让学生劳有所信。为了使劳动教育能更好地关照结果幸福,教育者需践行如下之策:首先,遵守公正法则,确保学生劳有所获;其次,运用赏识原理,承认学生的劳动成果;最后,利用强化规律,升华学生的劳动精神。

个体生存社会化的理论内涵及时代意义

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在使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与壁垒不断打破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新挑战,人类之间需要通过共同联合、构建共赢共存的“命运共同体”的方式来共同抵御风险、实现自我发展。个体生存社会化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它建立在劳动创造人和人类历史的理论基础之上,指的是人类克服和超越了自私化生存,按照生存社会化的原则联合行动以保障每个个体都能够共生共存,其目的在于通过社会理性的支撑来保障个体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个体生存社会化的实现也预示着劳动幸福的实现。个体生存社会化理论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它不仅能为美好生活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价值指引和理论支撑,还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借鉴作用。

城市美好生活中劳动幸福权的三重维度

宜居宜业是人们对于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宜居宜业城市建设实践中,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一个人的劳动幸福权是良善社会的必备条件。劳动幸福权主要包括三重维度:从价值维度来看,劳动幸福权是城市美好生活的价值旨归,“美好生活的人”存在的理想状态是获得劳动幸福权;从动力维度来看,不断增长的劳动幸福权是美好生活的发展动因,有助于推动美好生活意蕴深化;从实践维度来看,劳动幸福权是助推城市美好生活实现的具体途径。人们通过赢得劳动幸福权而获取自我价值认同,更好地发挥自身潜能,实现美好生活的目标。探讨劳动幸福权与城市美好生活之间的关系,对于践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新时代使命要求,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内供式师资供给:师资队伍建设的新路径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迈入提质扩优发展阶段,同时受人口因素影响,师资供需结构已呈现新的样态,以往通过定向输送物质资本、提高教师学历或扩增教师数量等方式来积累认知人力资本的“外供式”师资供给难以应对师资结构性过剩等问题。为应对现阶段挑战,以优化教师情绪劳动策略、提升教师职业幸福感等方式来积累非认知人力资本的“内供式”师资供给,开辟了“三点式”师资队伍建设新路径。针对师资供需现状问题,提出系统化建构内供式师资供给体系,以积累更多的非认知人力资本,是促进师资供给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的新主张。

十八大以来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价值追求日益多元化,传统的劳动观念遭到冲击和挑战,投机行为和浮躁心态在社会上不断蔓延,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和错位。因此劳动幸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牵涉着社会价值体系、社会治理观念等方方面面。劳动幸福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重要议题和价值主旨。学界围绕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历史嬗变、内涵特质、当代价值、实现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回顾此议题的研究历程,展望未来研究的重点和方向,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新时代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理论认知和实践养成。

劳动参与对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效应分析

以劳动参与何以帮助学生获得主观幸福感为切入点,剖析“劳动幸福”的发生机制,阐释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效应。采用劳动参与量表、家庭支持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量表对634名5~6年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劳动参与、家庭支持、生命意义感、主观幸福感两两变量之间均显著正相关,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在劳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家庭支持与生命意义感在劳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这启示学校应适当提升劳动内容的广度、精度与深度,多途径拓宽劳动实践的渠道;深度挖掘各类劳动场域中的生命教育元素,全方位丰富劳动的内容样态;合力打造家庭、学校、社会的共育机制,一体化保障学生的劳动幸福。

体育锻炼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促进还是抑制?

针对当前人口老龄化加速与出生率降低双重叠加、劳动力供给短缺与成本上涨局面,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probit方法探讨体育锻炼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增加体育锻炼有助于提高劳动供给,在克服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仍然可靠。异质性结果表明,体育锻炼对劳动供给的正向效应因性别、教育、城乡和收入存在差异;机制检验进一步发现,体育锻炼通过提升个人健康资本和幸福感的中介变量间接促进劳动供给增加。体育锻炼对劳动供给的积极作用为应对当前劳动供给短缺的问题提供了重要抓手,可以通过提高劳动者参与体育锻炼的频次实现对劳动供给总量的提升。

美好生活的劳动正义之维

美好生活需要在劳动中付诸实现,更需要在“劳动正义”的涵养和呵护中创造。劳动正义内含劳动效率、劳动公平、劳动和谐、劳动自由、劳动幸福等价值目标,是实现美好生活诉求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但现实中受资本逻辑、权力逻辑、技术逻辑以及消极劳动观的合力影响,劳动正义及其实践也遭遇到了一些难题和挑战。为此,需要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价值属性和伦理精神视角对劳动实践进行观照,通过驾驭资本逻辑、健全制度安排、营造积极文化氛围、培养理性社会心态、提升劳动者综合能力和素养等多维途径来维护劳动正义,从而夯实构建美好生活的基石,谱写“中国梦·劳动美”的新篇章。

工作自主权对劳动者幸福感影响研究

工作自主权的提升能在多大程度上增加劳动者幸福感,目前并没有明确的经济学实证研究。文章采用2014~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以工作任务内容、工作进度安排、工作强度三个维度的变量构造劳动者工作自主权因子,采取Ordered Probit模型考察工作自主权如何影响劳动者幸福感水平。结果发现,我国劳动者工作自主权水平逐年增强并落在中等区间,工作自主权增大显著提高劳动者幸福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者幸福感显著增强;异质性分析表明,30~45岁年龄段劳动者工作自主权对幸福感边际提升作用最大,工作自主权增大对健康水平较低、已婚、女性劳动者产生的边际增长效应更显著,低学历或低收入劳动者工作自主权增大对幸福感边际贡献明显低于高学历或中高收入劳动者,体制内劳动者工作自主权对幸福感的提升更为显著。工作自主权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管理者要重视劳动者工作自主权对其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基于劳动者个体、家庭及工作特征差异进行自主权的选择性授予,注重“权才匹配”,有效促使劳动者获得更高幸福感水平。

摒弃异化:劳动教育幸福的实现条件及其推进路向

劳动本身具有愉悦性与折磨性,这启示教育者,既要最大化劳动的愉悦性,又要最小化劳动的折磨性。从本质上讲,折磨性最小化的践行就是要摒弃劳动教育中的异化现象,从而为学生劳动教育幸福的实现创造良好的条件。基于此,教育者应摒弃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前的异化劳动和开展中的劳动异化,进而规避异化的劳动和矫正劳动的异化。

人工智能技术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创造人”思想的分析

劳动与人类相伴而生,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的思想从生物意义上揭示了人类的起源,即劳动通过创造人手、语言、大脑从而创造了人本身,人又在不断的劳动实践过程中通过相互联系、密切合作而形成社会。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时代技术浪潮中的主要技术之一,推动着“劳动创造人”思想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介入人类劳动过程中,通过延伸人的肢体、外化人的大脑、破除人的语言交流障碍以及增强人的社会交往,使人类从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有更多时间去从事脑力劳动,进而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幸福劳动的教育意蕴与设计策略——基于主体需要的视角

满足主体需要是幸福的必要条件。根据主体需要的内容可将其划分为物质的需要、精神的需要以及交往的需要。主体需要视域下幸福劳动的教育意蕴也应包括三个方面:符合学生的物质需要、契合学生的精神需要、适合学生的交往需要,因此,教育者应从主体需要的内容出发,积极探索幸福劳动的设计策略:一是彰显时代性,立足学生未来发展的需求;二是突出人本性,全程贯彻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三是把握系统性,均衡满足不同维度的需要;四是赓续传统,兼顾传统劳动与现代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