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地会出发的哥老会——民国时期哥老会起源的文献解读

民国时期哥老会研究的重要论著大概可以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索隐派,就是从传说和神话故事后面去寻找隐藏的历史;第二种是史料派,也就是从档案乃至其他文献中间去寻找蛛丝马迹。其实两者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洪门早期的这些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完全没有历史资料可以佐证。实际上利用民国时期的亲历者和研究者所提供的资料和研究,从哥老会的革命叙事、民族主义叙事、会党成员的自我形象塑造、哥老会叙事的索引派和史料派等若干方面,可以进一步地理解哥老会的起源问题。这些故事的讲述,证明了在哥老会的故事中,有着大量霍布斯鲍姆概念中的“传统的发明”,但是历史显然成为他们身份认同和维系紧密关系的纽带。就这样,他们讲述的故事有多少依据固然重要,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那样讲述自己的历史,却更是需要我们去认真探索的问题。

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禹的传说”和中华文明认同的活态表达

禹作为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之一,对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重要意义。禹的传说及相关禹迹遍布各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禹的传说”在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有较好的活态性,并以三重形态表达出来:一是汉语系统的民间传说、大禹祭祀和三官信仰;二是羌语系统的颂神禹、禹步、大禹萨朗;三是基于民间传说的禹迹。更为重要的是,岷江上游“禹的传说”的三种表达形态是叠合的,具有多语言、多形态的传承方式。三种叠合形态的一体性,说明其主导的核心价值体系是相同的,是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各族人民对中华文明认同的表述。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传说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铸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包涵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的中华文化符号。这个国家策略下的大规模航运工程,反映了中华民族协同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政治理念,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交融的纽带和精神品格的载体。中国大运河的传说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共享的文化传统与共识的价值观念,表达了运河流域民众在长期交往和共同生活中生成的文化认同与民族情感,也提供了阐释大运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渊源与文化关系的民间视角。传说的传承,是民众唤醒历史记忆、巩固文化认同的过程。在挖掘传说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文化空间体系建构和文艺创作等途径,实现大运河民间传说的当代传承与活化利用,发挥其在遗产保护、文脉传承与记忆延续方面的文化功能,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清华简与夏史重建

清华简中发现了丰富的夏史资料,开启了重构夏代文明史的新境界。但它与传世文献一样,都是由口头传说生成的晚出文献史料。依照兰克史学的治史规则,这种非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大有问题。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正是利用传说资料的局限性,提出了风靡一时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把夏代历史说成是传说的堆积,虚妄的伪造。然其论说证据不密,逻辑不畅,经不起新旧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夏史材料的验证,无法支撑疑古派建立的学术大厦。上古史研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兰克史学那套摒弃传说资料的研究方法未必适用。不管传说性文献形成的时间早晚如何,也不管它存在多少问题,其中具有客观历史的质素、事实真相的颗粒,不是仅凭主观怀疑就可以彻底否定的。坚持文献与考古资料相须为用,其归一揆,才能真正重构出“充实而有光辉”的夏代文明史。

An Analysis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in the Legend of Zhen H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The author uses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to analyze the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 in the Legend of Zhen Huan by examining how the maxims of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are violated.By writing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hopes to let the audience have a further appreciation of this work and enjoy more about the charms of language.

呼市烧卖传说及其集体记忆

呼市烧卖传说在弘扬内蒙古饮食文化,促进群体认同发挥了积极作用。文章基于“社会记忆”理论,梳理烧卖传说的故事演变,认为烧卖传说逐渐凝聚起呼市人饮食文化方面的集体记忆-“青城味道”呼市烧卖传说彰显了烧卖的文化属性,“文化烧卖”具有推动群体认同的重要价值。

斩宵小,济世道——评浙昆《壮哉少年》

浙昆的《壮哉少年》对话经典,寻绎经典作品内涵的舞台新密码,张扬昆曲传统的人文关怀。全剧以裴舜卿为主角,重新阐发李慧娘鬼魂复仇的故事,在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交织中凸显思想性、传奇性和趣味性,青年的热血与悲壮、佞臣的奸诈与专横,在舞台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充满道义和人性的光芒。全剧关注大众审美趣味,好看、通俗,富于诗意,呈现出鲜明的浙派风格。主演王恒涛脱颖而出,唱做念表形神兼备,本工、反串兼擅,为该戏增光添彩。新时代戏曲创作步入多元化格局,戏曲经典作品的多维阐释拓宽了戏曲创作边界,从方法论上为戏曲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参考的价值。

通俗文言小说总集编纂与宋代话本体传奇的文类特征

宋代话本体传奇的形成和兴盛,与通俗文言小说总集编纂直接相关。《青琐高议》《云斋广录》《绿窗新话》和《醉翁谈录》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说话人提供蓝本,所收《张浩》《苏小卿》《隋炀帝海山记》《温泉记》等传奇文本,与唐人传奇、宋人笔记路数迥异,而与话本格调相近。据此考察话本体传奇的文类特征,可以发现:从小说内容来看,放诞不检的“才子”“佳人”上演了一幕幕欢场大戏,与唐人辞章化传奇的唯美情调迥然不同;从文本构成来看,大量穿插诗词,以“雅的这样俗”的方式体现了浓郁的民间说唱风味;从艺术手段来看,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打破了此前文言作品的叙事惯例。宋代话本体传奇是传奇小说的一种新的文本类型。

《红楼梦传奇》副文本题写向度与心理机制

作为《红楼梦》改编史上第一部戏曲著作,乾嘉时期仲振奎的《红楼梦传奇》自问世便备受瞩目,一时间声动江南,时贤俊彦序跋题词纷纭,内容丰富。考察《红楼梦传奇》嘉庆四年己未绿云红雨山房刻本的序、跋、题词等副文本情况,题写者的身份都与传奇作者仲振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书写面向视角多维,或隐括《红楼梦传奇》内容之关键情节,或推扬剧作家艺术改编之创举,或摹绘《红楼梦传奇》彼时剧场搬演之情状,不一而足。而这些副文本撰写之心理机制,“寄情”与“补恨”无疑是剧作家与观剧者心有戚戚焉的心理共鸣。以上问题之揭示,对考察《红楼梦传奇》问世之初的乾嘉剧坛创作生态不无裨益。

文学镜像映照中的历史真实——孙甘露《千里江山图》新论

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将先锋实验特质融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当中。作者在先锋实验式的小说结构中,融以坚定写实性的革命历史叙事,同时大量插入现代主义的隐喻与象征手法来建构小说。孙甘露以重建“红色上海”的文学想象为旨归,以党中央从上海转移的真实事件为历史原型,以牺牲在龙华的革命烈士为艺术群像,书写了一曲悲壮恸人的革命史诗。孙甘露尝试以小说探解人民江山论,将共和国千里江山与具有红色血脉的光荣城市上海、白色恐怖中浴血奋战的革命斗士、平凡而伟大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将忠诚与信仰贯穿于整部作品,开创了叙写红色革命传奇的新篇章。

异代同调:论沈亚之传奇的骚体文学特征

以《异梦录》《秦梦记》《湘中怨解》作品为代表,唐代沈亚之的传奇文集中表现出与屈原楚辞异代而同调的典型风格,即骚体文学特征。沈亚之吸收了“骚体”独特的兮字文体范式、抒情的浪漫自然、情志的悲怨凄美等特征,与时人作品异趣。沈亚之传奇的骚体文学特征表现在以悲为美的审美内涵、浪漫自由的艺术形式以及凄艳混融的艺术风格。沈亚之创作出的具有鲜明骚体文学特征的传奇故事,亦可称之为“楚调小说”。传奇独特的骚体文学特征,使得沈亚之作品在众多传奇中独树一帜,成为一代之奇。

《宝庆府志》神怪传说的文化解读

《宝庆府志》是邵阳地区规模最大、记录最全面的一部地方志文献,其中包含了大量的神怪传说,又尤以《形胜记》《疆里记》两部分最多。在这些看似不经意被记录的神鬼故事中,隐藏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可以说是当时宝庆地区思想文化的一面镜子,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宝庆先民的祭祀文化、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等,进而探究其神怪传说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心理。

从网络评价语料库看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的重塑效果——以《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人物形象英译为例

金庸的长篇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塑造了一系列个性化的人物形象,具有“英雄史诗”风格。以“豆瓣读书”和“好读网”上中英文读者对《射雕英雄传》的网络评价语料为基础,自建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评价语料库,通过比较中英读者对《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人物形象特征评价的异同,会发现英文读者对郭靖的某些性格特征的评价趋于扁平化,反映了郭靖人物形象在英译本中的重塑效果。英文读者对人物形象中蕴含中国特色的异质文化要素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因此,在英译过程中译者应采取语境信息充实的翻译策略,适当为英文读者补充所缺失的语境信息,让读者以此为线索,推理出异质文化所传递的隐含意义,从而使读者对郭靖人物形象的解读更为丰满,以进一步提升翻译质量。

差异性与共同性:藏彝走廊南部“弟兄祖先”传说范式的探讨

以广泛流传于藏彝走廊南部民族中的“弟兄祖先”传说不同版本之突出情节变量——婚姻为视角,可将其分为一次天女婚型、一次兄妹婚型和多次两种婚交替型。再按照传说在藏彝走廊南部从西北至东南的流传路径,传说的不同范式就大致呈现出西北、东南相反序列对称的地域性规律变化。通过比较四个典型的多次两种婚交替型版本,发现不管天女婚还是兄妹婚都以人或物在上下、高低空间的重复流动,尝试把两种对立的事物结合起来。所以,传说不同范式的地域性变化就是通过对人群间差异性与共同性的生产、维持和转换,解决社会性别、血缘、空间等二元结构的矛盾。基于传说版本中人群间共同性与差异性的演变关系,可为研究中国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提供一个可供进一步分析的案例。

语料库驱动的《射雕英雄传》译入译出计量风格对比研究

金庸经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新译本由AnnaHolmwood和张菁合译,两人分别翻译两卷,前者译入,后者译出。对于同一原作者的同一部作品,两人的译入与译出在风格上是否一致呢?在语言各个层面上是否有独特的译者风格标记呢?以《射雕英雄传》新译本第1卷(AnnaHolmwood译入)与第2卷(张菁译出)为语料自建翻译语料库,运用多维分析法进行计量风格分析,结果显示,译入文本与译出文本都属于普通叙述说明语域,两者在25个语言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各个特征z分值绝对值基本都小于2,即与本族语文本相比不存在显著变异。这一结果表明中国文学外译译出也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安徽历史传说类河名理据的文化内涵初探

河名理据承载历史信息,内蕴文化观念,是重要的语言文化资源。通过对安徽省因历史传说而得名的河名理据进行收集和整理,将其归纳为历史事件类、人物史迹类和神话传说类三类,并结合命名的文化功能阐释了理据内容的文化内涵,在此基础上指出:历史事件类河名理据和人物史迹类河名理据具有突出的历史认识价值和思政教育价值,神话传说类河名理据具有一定的文化心理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

异托邦的建构与苦难时代的呈现——《我们的路》小说诗学的独特性

赵大河的长篇小说《我们的路》取材于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展示了军阀混战时期中原民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小说在叙事上独居匠心,以传奇故事的讲述方式,讲述民众的苦难,使得其传奇书写带有了反传奇的意味;另一方面,在叙事的延宕中,建构了一个异托邦世界,形象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荒诞、无序。两条叙事线索的互相照应,也使得小说建构出一个立体的时代图景,全方位呈现出军阀混战时代的黑暗。

“中国叙事文化学”与大禹传说叙事话语体系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宁稼雨教授提出的关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论方法。将中国叙事文化学运用于大禹传说的研究,可以发现不同的叙述者从不同立场出发所叙述的大禹传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中国古代的帝王话语、士人话语和市民话语三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下,大禹传说相关叙事形成了不同的叙事系统。运用中国叙事文化学进行大禹传说的研究,可以了解不同叙事话语体系下大禹传说发展演变的轨迹,进而发现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

王昭君传说的跨媒介叙事——以内蒙古地区流传的王昭君传说为中心

在当今媒介时代背景下,民间传说的跨媒介叙事研究有助于推动民间传说的资源转化。内蒙古流传的王昭君传说集中于王昭君出塞途中和出塞后的叙述,反映了草原人民对昭君的爱戴及对民族友好团结的歌颂。文章从文本的媒介转换入手,分析从史书记载到口头传播、从口头传播到经典书写、从经典书写到视听传播、从视听传播到电子媒介传播下王昭君形象的演变,进一步揭示出王昭君传说的和合思想及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精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