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十才子”群体考辩——兼论钱谦益的明诗史建构

在过往文学史论中,大多认为“景泰十才子”是活跃于景泰年间的文人群体。结合各类史料文献与诗文别集,考察发现“景泰十才子”早在永乐、宣德年间就已登上文坛。这个文学群体的名称在不同阶段曾发生演进,分别有“十才子”“金陵十才子”“吴下十才子”“宣德十才子”等多个称号。“景泰十才子”的群体称号与具体成员经由钱谦益《列朝诗集》的提炼才逐步形成,随着《明史》《四库全书总目》的编写而盖棺定论。钱谦益推许这个文学群体,除了因为他在明诗史建构时的流派与门户意识,还与其欲使先人不朽的私心有关。

从《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看钱谦益笔下晚明诗人的群体呈现

《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是《列朝诗集小传》中具有独特意义与价值的一部分。钱谦益以地域、社集为主要线索,在《丁集下》小传中依次勾勒出吴中、金陵诗社和闽派三大诗人集群,并兼顾其他小规模群体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向读者展现出全方位式的晚明诗坛立体图景。在诗人集群递次展开的文本形态基础上,结合对选录诗人收诗数量的考察和分析,钱谦益在晚明诗坛图景的架构与描摹中更潜藏着如推尊吴中诗学、消解拆分闽派等一系列梳理发展脉络、重塑明诗谱系的诗史建构企图及诗学批评表达。

清代八旗诗人丛考

清代八旗诗歌研究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尚待加强的学术领域,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诸如《国朝诗的》所收八旗作者,著名作家博明的生卒年及诗集,《戈鲲化集》保存的八旗诗人及诗歌,都值得认真考察。其中某些问题,不仅对八旗诗歌研究,而且对其他类似领域的诗歌研究,都具有启发的意义。

从朝集使到进奏院

朝集使制度上承秦汉以来之上计制度,是隋唐地方与中央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之一。它有两大主要职责,一为参与对所部官员的考课,二为参加象征万邦来朝的朝廷礼典,所以对唐中央来说具备事务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意义。安史之乱爆发后,长达25年的时间里,朝集使制度一直处于瘫痪状态。其参与考课的任务已被其他制度替代,而其精神上的象征意义则被即位之初雄心勃勃的唐德宗加以利用,建中元年朝集使制度恢复,其目的在于重塑朝廷威望。但是当时藩镇割据的现实使朝集使制度无法顺利延续,终于在贞元三年最后终止。而出现于代宗时期的各道进奏院由于更契舍时局而取代了朝集使制度,成为唐中后期地方与中央联系的重要渠道。在朝集使和进奏院制度上可以反映出唐代中央集权制的兴衰。

《六朝事迹编类》与《舆地志》辑佚

《六朝事迹编类》,南宋初年张敦颐撰,名称六朝而所记重在建康,记六朝时代的建康史迹及其在隋唐北宋间的演变,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该书对于已经散失的中国历史上较早的大型地理志之一《舆地志》多有征引,或堪于较早文献所引相较,或为征引渊薮,也具有重要的文献辑佚价值。

玄奘西行对唐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玄奘西行所带回的“烈士池”与“大象报恩”两个西域传说在中国本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中唐以后 ,它们作为小说创作的母题而被反复运用 ,产生了符合本土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巨大演变。论文论述了这两个母题在唐朝小说中的演变发展过程 ,指出这些母题在印度、中土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向 ,不同的情节发展表现出两国文化在某些核心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作为文学接受的典型例子 ,这一个案具有重要意义。

和瑛西域著述的价值与意义

清代边疆重臣和瑛一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他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创作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较高学术价值的西域著述:《回疆通志》《三州辑略》《易简斋诗钞》。和瑛西域著述作为乾嘉年间西北舆地学转变期的典型代表,为乾嘉时期之后西北史地的兴盛作出了诸多表率,更为清代西北舆地学的繁荣奠定了一定基础,在清代西北史地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文章拟对和瑛西域著述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四库全书总目》焦竑著述提要补正两则

《国朝献征录》与《国史经籍志》是晚明学者焦的两部代表作 ,然而《四库全书总目》对二书的著录却存在着诸多错漏 ,致使学人不能很好地认识它们的价值。文章所作的补正 ,有助于充分运用其中的学术成果。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历史镜像中的《皇华集》诗歌——《李朝实录》、《皇华集》的互文阅读

明朝与李朝建立宗藩关系后,自正统十四年始,明朝文臣出使朝鲜之际常与朝鲜文臣应酬唱和,诗酒雅会间创作了大量诗文,朝鲜政府将其刊刻为《皇华集》。作为一部大型的唱和诗文总集,《皇华集》的强烈的政治外交色彩,使诗歌背后的真意只有借助《李朝实录》方能窥出。现通过文史互证,揭示《皇华集》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的文学文本的政治外交和历史文化意义。

《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相关问题考辨

部分学者认为《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作者并非熊克,据《大明一统志》、道光《重纂福建通志》所录熊克著述条目可知,《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确是熊克所著,原书为一百卷;从该书与《中兴小历》二者的篇幅、内容差异以及相关目录书的记载看,二者当属繁、简本关系,《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先于《中兴小历》成书;今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抄本皆源自徐乾学传是楼宋刻本,该本今已佚;此书的整理,应以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将其余二抄本与之对校,并参及《中兴小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综合考订。

《天圣令》所见唐代朝集使研究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所存唐代令文中,有数条关于朝集使的记载,且多为以前未发现的新史料,为学界更为全面地认识唐代的朝集使提供了重要依据。由《天圣令》可知,唐代朝集使的政治活动受到多种律令的规范指导,在唐代地方官员的考课、地方物资的供送、地方案件的巡覆、特殊官员告身的给付等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令文可知,唐代朝集使入京时可以利用官方的传、驿系统,并在入京过程中享受官方供给。到达京城后,朝集使按照品级享受朝廷的给食待遇。入京途中以及入京后,朝集使若遇病患、身丧等意外,也可按令文规定,享受朝廷在医药、丧葬等方面的礼遇。《天圣令》的发现大大推进了我们对朝集使的历史认知,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

蔡锷与护国战争的发动——纪念护国战争100周年

1915年12月25日爆发的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继辛亥革命之后,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民主共和制度而进行的一场具有进步、爱国意义的战争。蔡锷为护国战争的策划、联络和发动发挥了极为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秀水朱氏家族的殿军——朱声希诗词简论

朱声希是秀水朱氏家族最后一位文采斐然的人物。他的诗词有乡野气,而无缙绅气。具体说来,其试帖诗以刻划精确、比附密切为能事,工巧有余而情韵不足。其题画诗冲淡清雅,思亲怀友诗感情真挚,咏物诗细腻委曲,山水纪游诗明秀超逸。其词作嗣续浙西词派的流风余韵,以咏物词占优位,或浓妆淡抹,直写物象,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或借题发挥,由此及彼,抒情言志。其纪游词善于将自然的清远之境运化成清新淡雅之韵。其题画词或侧重对画面的再现,或侧重对画面的升华,呈现出恬静淡雅的风格。

《宋诗别裁集》选源考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影响深远的一部宋诗选本,受其编者的交游、藏书、治学以及当时宋诗风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书在编选过程中至少对《宋百家诗存》、《宋诗抄》、《宋诗纪事》、《唐宋八家诗抄》诸总集有所取资。而这种选源关系,通过考察《宋诗别裁集》在选录范围、诗歌编排顺序、作品删改情况等方面与四者的同异可以看出。

《畿辅七名家诗钞》版本研究

《畿辅七名家诗钞》是清康熙年间由王企埥刊刻的一部河北地方文人总集,所收7人均是当时普通文人,版本情况并不复杂。但因该书流传不广,乾隆时馆臣编修《四库全书》时仅见其中四家,未睹全书。之后各家对此著录多有疏漏,尚有分歧,直至今日。现以国家图书馆、保定市图书馆所藏两部全本在版本上加以介绍、比较,揭示各自的版本价值及清代丛书刊刻之特点,以期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清抄本《高邮四家诗钞》考述

清抄本《高邮四家诗钞》收录清代四位高邮籍学者诗作,然是书不存抄录者姓氏,亦不具圈选、改订者之名。文章考索扬州地方文献,可知辑录者为高邮文士宋茂初,圈选、改订者为阮元。《高邮四家诗钞》是阮元在浙江学政任内为辑纂《淮海英灵集》征集的资料。阮元留下的选订笔记,作为展示其在乡邦同道支持下编纂《淮海英灵集》过程的罕见物证,值得珍视。

文本·作者·性別——浅议《列朝诗集·闰集》香奁部分的编选与时代

《列朝诗集》作为著名的明代诗歌选本,其闰集的编选也很值得专门探讨。本文从文本角度论述其编选标准及其用以存一代之史的具体体现;从作者角度探讨了相沿已久的柳如是编订说,而认为是两人共同编订的;从性别诗学的角度论述了明代中后期盛行的女性抒写在闰集中的表现。

论钱谦益诗学对江户时代诗风诗论的影响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他编撰的《列朝诗集》传到日本后,对江户时代诗风诗论的变迁产生了极大影响。荻生徂徕等古文辞派对钱氏诗学痛加贬斥和攻击;而不满古文辞派的梁田蜕岩,特别是主张清新性灵的山本北山则积极利用钱氏诗学以反对徂徕派的古文辞说,对促使江户时代诗坛由拟唐摹明的第二期向提倡学习宋诗清新性灵的第三期转变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然而,钱氏诗学对于江户时代诗学的影响尚未受到学界足够重视和公允评价,这不符合江户时代诗学发展的实际。因此,对日本文士是如何解读、批评、吸收或利用钱谦益诗学等问题作多角度考论,不但可以正确认识和评价钱氏诗学对江户时代诗风诗论的影响,而且能够更加客观地把握江户时代诗学的变迁轨迹。

《六朝事迹编类》征引文献价值探究

《六朝事迹编类》是南宋张敦颐编纂的一部私家史地著作,全书分十四门。其书取《吴志》、《晋书》及宋、齐而下史传并与当时之碑刻记载相参订而成,征引六朝以来80余种文献典籍、百余首诗文以及不少金石文献和里俗轶闻,校考了"《图经》、《实录》"的脱讹,在史料保存、史料辑佚、史实考证方法方面有很大价值,也体现出作者的一些文献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