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另一路展开——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与民国文史研究转型

陆侃如、冯沅君写作《中国诗史》,深受民国学术风气熏染。其书在文献考据层面,认夏代以前为不可知,全盘接受了胡适一派的疑古思潮。在诗史架构层面,则颇自出手眼:把“诗”的范围扩充至多数韵文,论证各时代主流体裁如何环环衍生,使得叙述更加系统化;以白话、文言迭相起伏贯穿全史,但不与体裁更替强行牵合,使得叙述更加弹性化。这两层面表现,均属新文化运动促成的文史研究转型之产物。前者当时已遭遇挑战,后者却代表着新文化立场介入文学史书写的另一方案,值得长久与之对话。

元代文学家冯子振诗文补辑考论

元代文学家冯子振虽未有别集流传至今,但其遗作散见于各类文献,数量相当可观。《海粟集辑存》《全元文》《全元诗》在冯子振诗文的辑录上取得重要成果,但也存在误辑、漏辑的问题。《光武庙记》题冯子振之作由来已久,据现存碑刻可证其误。《扬州琼华集》存录冯子振题咏琼花的大赋1篇;其他相关佛教典籍、地理方志、书画文献等,记载冯子振佚文9篇、佚诗14首。这些未曾引起研究者注意的诗文,对完善冯子振的生平、交游等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论胡小石与冯沅君的诗词交游

胡小石为冯沅君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时期的老师,师生情谊非常深厚。二人常以诗词寄赠、唱和,以诗词作为情谊交流的纽带。从民国初期到解放初期,师生二人一直保持诗词交游。作为诗坛名家与前辈师长,胡小石以其独立的人格范式、高超的诗学修养、金针度人的传道精神,成为冯沅君诗词创作重要的取法对象。二人的诗词在用韵、题目、字句等形式上多有相似之处,在情感内容上亦有相通之处。二人的诗词交游具备多方面的价值:诗词大多为因事缘情之作,破除了交际应酬的俗套,艺术技巧足以称道,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二人在抗战军兴流寓西南时,诗词交游最为频繁。他们在诗中展现时代的巨变和民族灾难,表达忧国忧民的情感和流寓西南的苦闷,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二人的诗词交游,可订正《胡小石先生年表》及《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冯沅君传》等相关年谱传记中的讹误遗漏之处,亦可补胡小石与冯沅君诗集之阙,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论冯梦龙拟话本中的“以诗带话”及其文学史意义--以《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为中心

《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是一部讲述王安石辞相赴金陵沿途见闻的拟话本小说。由冯梦龙改编自明初《钟离叟妪传》,吸纳了其题壁诗,并依照话本小说体制补全了篇首诗、入话诗与煞尾诗,构成了完整的诗歌叙事结构。冯梦龙将正话中的题壁诗分散,既丰富了故事内容,又能起到转换叙事空间的功用,煞尾诗的劝诫思想则与史传中的论赞一脉相承。这种以诗歌为叙事之骨带动故事发展的叙事模式具有“以诗带话”的意味。探讨冯梦龙拟话本的编创过程不仅有助于了解其知识素养与文学观念,也有助于展现明代复古运动的多维面相,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邵雍的七律诗风与北宋熙元诗坛

邵雍的诗学思想基本形成于庆历、嘉祐时期,代表了诗文革新时期诗风转变的一个分支,但其现存《击壤集》绝大部分作品作于熙宁年间,因此他对熙元诗坛影响更大。他的七律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内省自适,一类为外化教人。内省自适源于“颜回之乐”,外化教人源于“孔门之教”,这使得他的七律呈现出鲜明的理学特征。他对于七律的最大创变在于形式,以“吟”体结构七律,使得七律具有了古体的顺畅流走之感,也因过于口语化而失去了七律的形式美,从而将白体七律的语言平实坦易,重视说理写意,不注重诗法的特征推向了极致而形成别具一格的“邵康节体”七律。北宋白体七律的发展流变呈现出一正两变的特征,欧阳修、苏辙、张耒的七律代表了白体中的正体,邵雍七律和苏轼七律则分属两个变体。

“本体探寻”与“艺术实践”的合一——冯中一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理论

冯中一新时期以来的诗学研究涉及新诗的审美本体研究、诗歌创作论、诗歌鉴赏论、诗歌现象解读、诗人个案研究等多个方面,彰显出“本体探寻”与“艺术实践”合一的理论品格。他在新时期的时代转捩点中恢复现代诗的本体研究,召唤诗歌的审美本体和艺术自觉,重新激活诗歌研究的内部活力。冯中一的诗歌理论带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他置身于1980年代的诗歌现场,深度参与并推进了当代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以超前的艺术视野和洞察力预示了1990年代诗歌的艺术征兆和创作手法。冯中一新时期以来的诗学研究是当代新诗研究历史进程中价值观与方法论转型的重要桥梁。

冯沅君旧体诗词创作探析

冯沅君不仅是20世纪初重要的新文学女作家,而且还留下了大量不为人所知悉的旧体诗词作品。在强调文学的抒情性、纪实性、社会性等错综矛盾观念的影响下,她的诗词创作总体上呈现出新旧文学创作之间的连续性与开创性,具体表现为突出的纪实性、鲜明的阶段性、意蕴的多重性、形式的实验性等特征。梳理这些诗词作品,既可还原冯沅君诗文创作的全貌,亦将真切感知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前半期,身为知识女性的冯沅君之心路历程。

陈师道与吕本中诗学观之比较--以《后山诗话》和《童蒙诗训》为视角

诗话是中国古代诗学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宋代诗话在中国诗话发展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陈师道和吕本中作为江西诗派的重要作家,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主要体现在他们各自所作的《后山诗话》与《童蒙诗训》之中。他们的诗学观有许多相合之处:如推崇诗骚、汉魏,称道杜甫;强调作诗的“悟”“意”;注重诗歌的“新”“变”。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如对苏、黄诗歌的态度不同;对诗歌创作法则的要求不同;对唐宋诗人的取法态度不同。通过比较二人的诗学观,可以观照他们对宋代诗学的不同价值取向。

“深婉开少游”辨

冯煦所言欧阳修词“深婉开少游”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深婉”是唐五代确立词体以来的基本特征,少游之“深婉”也非由欧阳修开之。冯煦此论目的性较强,意欲抬高欧阳修的词史地位,并迂回褒扬家翁冯延巳。且就实际创作看,欧、秦词“深婉”之内蕴大不相同,故今人不应将古人语奉为“金科玉律”,应理性全面地看待之。

冯延巳词作悲情意象研究

冯延巳是南唐五代时期著名的词人。他通过书写自然景物意象、动物意象、感觉意象以及色彩意象这四类不同属性的悲情意象,表达离别之情与羁旅之思,体现政治抱负难以舒展的悲苦和孤身奋战无人理解的寂寥,寄寓岁月易逝、时不我待的生命意识思考,从审美情调与词意风雅层面大大拓展了词的意境。

清代诗僧律然《息影斋诗钞》中“月”的意象书写

“月”以其自身的特性,逐渐成为禅师与文人常用的意象之一,之后“月”的涵义慢慢泛化并被赋予了审美意蕴和精神追求,甚至是人格寄托。清代诗僧律然有《息影斋诗钞》存世,月的出现频率之高引发人们关于自然意象与佛性禅意之间内在关系的思考。在诗作中,他描绘了“月”在具体情境中的形变,包括月的大小、位置的变化,月光下多样的氛围感,时空下不同季节的月,月与其他意象的组合。“月”不仅是他偏爱的自然事物,更是他表达情感的载体,在意象书写中赋予了“月”意象以深奥的佛教教义。

楼兰地区新发现斗检封及其指示意义

楼兰地区新发现一枚斗检封,该斗检封为红铜质,斗形,铸文释读为"官律所平"。对于丰富楼兰时期文字、书法、印玺艺术、文书程式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斗检封所在周围的地理环境与周围散落的其他文物及楼兰周边遗址地理分布情况表明,楼兰先民的生产生活类活动可能主要集中在楼兰古城的东、南、西部区域,而大型的祭祀、宗教等活动主要集中在楼兰北部区域。斗检封所在位置应该是在楼兰通往外部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上,"张千人丞印"附近可能是某一级官府所在地且周围环境利于人类生存。这对于认识楼兰时期古丝绸之路的位置以及楼兰古城周边生业环境状况能够提供重要参考。

“绿风”诗卷时期的朦胧诗与新边塞诗

"绿风"诗卷是1980年代较有影响力的诗歌刊物《绿风》的前身,其在大力推动新边塞诗发展,为我国当代新诗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同时,也积极介入当代诗坛,刊发了一些朦胧诗人作品,在80年代西部诗刊与内地诗坛接轨和推动独立成刊后的《绿风》诗刊走向文坛中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冯至与里尔克:存在主义视域中的重释

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如果从存在主义视域来考量会获得新的思路和启示。首先,里尔克试图在"存在"的世界通过"事物诗"的创造,赋予艺术永恒的品质;而冯至的《十四行集》中"事物"不仅作为艺术创造的起点,更被视为可以通过语言的命名而具有向人显示存在意义的能力。其次,《十四行集》与里尔克诗歌的对应性关系还体现在对诗歌表现方式、诗歌功能的共识上。更应看到,存在主义哲思固然让冯至脱离了浅层的诗意缠绕而走向了生命存在的深度,而传统的审美文化也使《十四行集》摆脱里尔克诗歌的玄奥与抽象,为冯至的存在主义的诗歌理念提供了本土化的可能性。

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许浑批评

许浑是晚宋元初诗学论争的焦点,方回在《瀛奎律髓》中对许浑的诗学批评,典型昭示出江西诗派与江湖诗派的尖锐对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元之际宋诗学与唐诗学之间的表面抗衡与潜在融合。

形式移植在译诗中的重要性——评江枫译诗《哦,船长,我的船长》

诗歌形式是诗歌文本区别于其他文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标志。诗歌翻译能否保持原诗形式?江枫认为形似才能神似,并将其翻译理念付诸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从形式移植的角度来分析惠特曼"Oh,Captain! My Captain!"的江枫译文《哦,船长,我的船长》,揭示了形式移植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

移植形式 妙手天成——评江枫译诗《雪夜林边》

罗伯特.弗洛斯特的著名格律诗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在意象、结构、韵律3个方面堪称典范,江枫将有关的形式特征移植于译诗《雪夜林边》,可谓独具匠心、妙手天成。这是译者与诗人心灵契合的结果,也是直译和意译的成功结合。形式移植的确对诗歌翻译至关重要,但摆脱形式的束缚而又能传神达意的译文也应能接受。只有诗歌翻译的多元化才能带来诗歌翻译的繁荣。

陆侃如、冯沅君先生《中国诗史》的主要贡献

《诗史》出版以后，学术界一直把它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被视为２０世纪经典学术史著作之一。《诗史》植根于传统的学术基础，又运用了现代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它对我国古代诗歌变迁的趋势，对多种诗体的产生和变化，对不少诗歌的艺术技巧，都基于进化的观念和唯物史观，从流变的视角，做动态的描述。在史料方面，《诗史》以“传信自勉”，扩大了“‘诗’的领土”。它把诗歌作品作为诗史的本位和主体，特别重视分析具有创新意义的作品和流派，注意运用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比较文学和语言学等方法，从多方面揭示作品丰富的内涵。由于时代的局限，《诗史》中也存在一些偏失。

“翠屏诗社”考

清朝光绪年间云南东川府的"翠屏诗社",由知府出面创立,又活动在边远地区,先后举行过十五次集会,社员多达六十四人,并刊有社诗总集《翠屏诗社稿》,是一个比较典型而又具有特色的文学社团。但学术界关于该社的介绍,以及今天地方政府重印的《翠屏诗社稿》等,都存在不少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该社进行尽可能全面、系统的考察,同时对各种相关的错误予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