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马伯乐》的萧红式温情

小说《马伯乐》是萧红构思于重庆、完成于香港地区的一部具有讽刺风格的未竟之作,作品中呈现的批判性、幽默讽刺感和温情感备受学界关注。这种既温情又讽刺的写作手法——萧红式温情,与作家童年体验、个人情感经历、抒情风格有一定联系。可以说,小说《马伯乐》是萧红温情风格的延续,也是她心路历程的结晶和自我人生的探照。

一个时代的“怕”与“逃”——《马伯乐》的成书过程及形象接受史

在20世纪40年代抗战语境之下,《马伯乐》的卓异之处在于,彰显了萧红在文学创作上的自我突破以及对于所处时代的独特认知,在面临民族危亡、最需要担当和付出的时代,她却刻画了一个融“怕”与“逃”于一身的时代男性形象。《马伯乐》的接受史迥异于《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总体来看,始终徘徊于贬抑与有保留的认可之间。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马伯乐》的认知变化,主要体现在对马伯乐这一人物形象的价值和小说艺术成就评判的变迁上,对前者多有肯定,对后者多有保留。文本的未完成性确实影响到了人们对它的整体性认知以及关注热情。关于马伯乐这一人物形象,人们从“浮尸”到“阿Q”再到“渣男”“巨婴”的认知演变,分明透露出批判力度在减弱,更多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宽容。马伯乐不是一个具体的个案形象,而是中国男性身上超越时代或多或少存在的质素的形象化。这是一个女性作家对一个时代男性的凝视,并捕捉到的一个时代的面相。马伯乐的“怕”与“逃”,也是一个时代的“怕”与“逃”。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论者看到了《马伯乐》的非同凡响之处而力图重估其文学史价值。

真“阿Q”与“假洋鬼子”:论《马伯乐》的战时症候

《马伯乐》是萧红的长篇代表作,因独特的讽刺格调而成为抗战文艺的另类,但无疑是20世纪40年代文坛值得打捞的精品。在人物构型上,萧红受到了鲁迅的文学启悟,成功调适了作为时代征象的“阿Q性”和“假洋鬼子性”,由此建构出马伯乐“假洋鬼子阿Q”的形象。在文学特质上,萧红延续以往的日常化角度、絮语式写作和冷静的叙述策略,拟游记体的发明接通了文学与现实世界之联系,为马伯乐形象的铺展提供空间。在创作观念上,萧红立足于流亡体验,在写作中贯穿了另一种“战时生活论”,经由“假洋鬼子阿Q”的发现,调适了“启蒙”与“救亡”的话语背反。因此《马伯乐》同时指向萧红以体验为本的创作观和救亡语境下的启蒙观,可被视为“反抗战文艺的抗战文艺”。

“巨婴”的养成与改变——论萧红、葛浩文完整版《马伯乐》

萧红未完成的遗作《马伯乐》中马伯乐形象的塑造延续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主题,集中反映了抗战背景下国民性的痼疾。马伯乐“巨婴”人格的形成既有其独特家庭环境、教育的原因,也与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密切相关。萧红的《马伯乐》是抗战文艺的必要组成。葛浩文续写的后四章让马伯乐在战乱中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成长为一个健全的国民。葛浩文的续作既是向萧红的致敬之作,也成就了萧红作品传播与研究史上的一段佳话。

萧红对民国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反省——以《商市街》和《马伯乐》为中心

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突出贡献众所周知,但其自誉为"半部红楼"的长篇小说《马伯乐》却长期为人所忽视。结合萧红生平经历,其自传体作品从《商市街》到《马伯乐》的抒写中,萧红暗藏对民国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反省,包括对自身失业困境的反省,以及对民国知识分子"逃"之混乱以及其虚伪性的反讽。

葛浩文英译《马伯乐》的适应与选择

《马伯乐》是中国著名作家萧红的作品,由译者葛浩文翻译并续写,中英版本分别由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和美国Open Letter于2018年首次出版。小说的出版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有一定的意义。应用翻译适应选择论解读葛浩文英译《马伯乐》的释译方法,实现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维度的转换,适当解读中国文化。试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对葛浩文英译《马伯乐》进行解读,探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如何进行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来实现语言、文化、交际三个维度的转换,成功地翻译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