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to "Ma Shi Wen Tong"

As the first works of Chinese grammar, "Ma Shi Wen Tong" has epoch-making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r. It marks that Chinese grammar study has become an independent science. This research intends to generalize "Wen Tong".

《毛诗传笺通释》的学术特色

论《毛诗传笺通释》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显示出:马瑞辰治经以汉学为根柢兼采宋学,以古文《诗》学为根柢兼融今文《诗》学,治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其灵活通达的学术见解更能克服经学家的僵化思维。从这些学术特色可以看出,马瑞辰不拘门户的治学追求、学术研究的批判色彩使这部著作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名载清代《诗经》学研究的史册。

苏轼与文同研究二题

苏轼有关文同的诗文创作,自罗琴女士统计的79首(篇)问世后,学界多遵循借鉴,几无质疑。剔除重复,查漏补缺,得出85首(篇)的最新数字,并对个中难以系年的诗文详加考证,确定创作年代。苏、文两家的姻亲关系,始于文同少子文务光与苏辙之女的琴瑟之好。苏轼与文同并非中表兄弟,其自称“从表弟”是基于后辈姻亲与志趣相投以示亲近,不可坐实。文章去伪、去冗以存真,旨在揭示二人在君子相惜与姻亲基础上建立的深厚友谊。

章学诚的《史记》观——以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为中心

章学诚关于《史记》的评论散见于《文史通义》各篇,乍看不成体系,实际最能抓住《史记》的撰述宗旨和精神,评价也甚为恰切,与同时期考证学家的学术取向迥异其趣。陈其泰重新解读《文史通义》,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揭示出章学诚《史记》观的三大核心问题:准确把握《史记》的宗旨和成就;驳斥无识者加在司马迁身上的诬妄之词;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及改革方向。这些新的解读,让章学诚和司马迁之间的学术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来。

《马氏文通》之“读”的来源及流变

《马氏文通》的“读”是借鉴西方语法中的subordinate clause(从句)理论、翻用我国传统语文学术语而建立起来的汉语语法概念。《马氏文通》通过各种方法对传统语文学的“读”进行解释,进行组合改造,使之与从句趋同,同时还把汉语中一些不同于从句的短语加以曲解,把它们划入“读”的范围之中。在《马氏文通》以后出版的汉语语法著作中,虽然很少使用“读”这一术语,但对《马氏文通》之“读”理论所揭示的汉语语法规律却继承了下来。

章学诚“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及影响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发展中,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三部有着继承关系的学术理论著作,其中章氏的《文史通义》对中国古代学术史做了最为全面的总结阐释,堪称集大成者。文章就章氏"交相裨益"学术观念的内涵和影响展开讨论,以期揭示章氏《文史通义》学术思想的主旨。文章认为,章学诚通过梳理传统四部之学的渊源,考察刘勰《文心雕龙》和刘知几《史通》这两部学术理论著作,评析清代乾嘉学术风气,对中国古代学术史有着深刻认识和整体把握,这是他"交相裨益"学术观念形成的重要前提。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具有与前人之说"不相袭"的创新,特别是他倡导文、史之学汇通和明义的观念,为中国古代学术史增添了难能可贵的色彩,其丰富的学术内涵值得深入挖掘。章氏"交相裨益"的学术观念与方法还对中国近代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另辟了中国古代学术史研究的新途径。

王通门人辨疑

本文从三个部分对历来众说纷纭的王通门人问题作了考辨。作者认为，史载王通门人可分为正式入门弟子、受教于王通但未正式入门也可以弟子视者及曾偶或就教或请益于王通者三类；《中说》非阮逸作，《中说》自有其失，但其中也有不少论者以为其误而实未必误之处；杜淹《文中子世家》为文不富，时有阙失，但若因此又不周而疑及王遍及《中说》，斯亦过矣。

论《马氏文通》的语料文本

《马氏文通》的取例原则一直为后人所诟病。其它,《文通》对语料的选择是该书的语法性质所决定的;同时,也与马建忠的人生经历、思想观念及语言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对韩文的推重,既是语法分析的需要,也是个人情感的诉求。因此,对《文通》的取例原则应重新予以认识。

《马氏文通》诸书述评

《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100多年来,研究《马氏文通》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论文、著作出版了很多。本文对目前所能知道的、书名中有“马氏文通”四字的18种图书作简要叙述和评价。

《马氏文通》辨误

《马氏文通》通行的各种版本中有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马氏本人之误,这主要表现在对一些语法现象的分析解释和对一些引例原文的理解上。第二,整理者之误,表现为两点:一是少量注释有误,欲纠正马氏却以不误为误;二是标点断句方面的错误。对于这些错误,文中给以辨正。

再论《马氏文通》起词的性质

传统看法认为,《马氏文通》的“词”相当于句子成分,“次”相当于西方语法中的“格”,但又不等同于“格”,“次”可以取消。本文认为:《文通》的“词”具有多重性,包括不同层面的概念。起词是语法组合关系层面的概念,相当于主语。从形式上讲,包括名词主语、代词主语、小句作主语等等。从语义角度看,包括施事主语,受事主语等等。因此,不能说起词相当于施事。

论《马氏文通》的“句”和“读”

从如何区分《马氏文通》的“句”和“读”入手,对《文通》中“读”的论述进行考察,分析句读的功能,揭示出《文通》中“读”的本质是可以充当除句子谓语以外的任何成分的词组。“句”是完整表达意义的语言单位,是独立的句法分析的最大单位。句读关系是上下位关系,“读”是“句”的组成部分。

《马氏文通》的感叹句研究

《马氏文通》在感叹句研究领域取得的成就 :一、关于感叹句的概念、归类和分类。二、关于感叹句的句式。三、与感叹句有关的语气词研究。四、叹词的研究。《马氏文通》为后人研究感叹句开辟了许多新领域 ,并提供了一些好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对杨兆鋆关于“双曲线焦点位置作图问题”的研究

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在清末数学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客观评价京师同文馆的数学教育离不开对其学生的考察.为此,探讨了其培养出的学生杨兆鋆在双曲线焦点位置作图问题方面的工作,指出杨氏在此方面的工作是以清末中算家李善兰为代表的对圆锥曲线研究重要方向的继承和发展.杨氏此方面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数学传入后对当时中国数学界的一些影响.

杨兆鋆“平圆容切”问题研究

目的对京师同文馆毕业生杨兆鋆(1854—?)的数学成就做出评价。方法历史文献考证和分析。结果杨兆鋆在“平圆容切”方面的工作,是在吸收和消化《几何原本》中相关知识的情况下,以欧氏几何做图方法研究圆之间相切问题的典型代表。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工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结论杨氏的工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数学传入后对当时中国数学界的一些影响。

亦师亦友亦兄亦弟——论苏轼与文同的忘年交谊

苏轼与文同的关系非常亲密,固然与世交、亲戚、同乡等因素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道德、学问的相互钦佩,性格上的投契和艺术上的传承。苏轼与文同的关系没有世俗和利害因素搀杂其中,是真正的知己和知音。这种纯粹的交谊,对于今天的人们有着特别的意义。

《马氏文通》果真主张“字有定类”吗?——评汉语语法学史上延续60多年的一种观点

《马氏文通》是主张"字无定类"的。但是近60年来一直有学者认为《马氏文通》也主张"字有定类",或者说《马氏文通》既主张"字无定类"又主张"字有定类"。其实,《马氏文通》中只有"字无定类"说,而根本没有"字有定类"说。《马氏文通》既然主张"字无定类",它就不可能再主张"字有定类"。

欧阳修《诗本义》与《易童子问》经学阐释比较

《诗本义》与《易童子问》是欧阳修经学的代表作,他在这两部著作中的经学阐释同中有异。从阐释目的来说,欧阳修主张抓住"大本",但具体在《诗本义》与《易童子问》中,"大本"的含义存在差异。欧阳修的经学以"人情"为其阐释根据,但对于"情"的理解在此二书中也存在差异。欧阳修常将经学著作看成一个自足的文本,从文本的文意、文理、文风等角度去判断其真伪,表达自己的理解。对于《周易》文本,他常从其文本的合逻辑性出发,而《诗经》研究中他主要从文学性与逻辑性两个角度去考察。他的经学阐释没有采用逐字逐句的解释经文的模式,而是运用了一种论辩、答问的方式展开。

《马氏文通》字类划分标准辨正

说《马氏文通》划分字类的标准是"词汇意义"是不妥的,《马氏文通》是依据字的"语法意义"划分字类的。它所运用的划分字类的标准,被后来人继承并加以完善。它所建立的汉语词类系统,包括实字五类:名字、代字、静字、动字、状字;虚字四类:介字、连字、助字、叹字,大体上是合理的,发展到现在,除了把"字"改为"词"和做一些局部的小调整外,并没有多少大的变化。

《资治通鉴释文》音切反映的浊音清化现象

南宋语音处于上承北宋下启元代语音变化的阶段,反映着中古音系向近代音系统的过渡与转变,这一阶段的音变现象研究属于语音演变转型期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史炤《资治通鉴释文》三十卷正是一本作于南宋时期的音义著作,其中大量的音切集中反映了宋代的语音特点,本文旨在分析声类变化中的“浊音清化”现象以窥宋代音变特点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