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谶纬对《毛诗笺》的影响

郑玄精于谶纬学,谶纬对其经注有不少影响。《毛诗笺》中不乏引用和化用谶纬的例子,不仅多以天人感应说来说《诗》,还多以谶纬圣王神话来说《诗》。这使得《毛诗笺》不仅具有浓郁的天人感应色彩和天命色彩,也充满了谶纬化的教化气息。

《毛诗传笺通释》的学术特色

论《毛诗传笺通释》是清代《诗经》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该书显示出:马瑞辰治经以汉学为根柢兼采宋学,以古文《诗》学为根柢兼融今文《诗》学,治学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其灵活通达的学术见解更能克服经学家的僵化思维。从这些学术特色可以看出,马瑞辰不拘门户的治学追求、学术研究的批判色彩使这部著作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名载清代《诗经》学研究的史册。

郑玄《毛诗笺》的灾异观念

灾异观念起源于先秦,盛行于汉代。灾异观念的理论体系和官方记录模式在汉代基本确立。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吸收流行的灾异观念,对《诗经》的灾异之象进行揭示,既拓展了《诗经》的灾异内涵,又表现出较为节制、审慎的态度。这可能与郑玄以“比兴”说《诗》,大量的物象和事象被置于“比兴”视野下理解,而不是视为灾异有关。《毛诗笺》延续西汉以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同时把东汉末年的时政与郑玄个人经验投射到西周末年的历史中,形成灾异的末世论调。郑玄特别关注君德与灾异的关系,从灾异谴告的角度对君主无德提出批评,与此相应,他又期待有德之君的出现,并且在天人感应的框架下提出“政平气和”的理想。这种理想强调阴阳和、风雨时、丰年至,体现了以农业为本的社会核心愿景。

钟嵘诗歌功能说的新变——兼与孔子“兴观群怨”说、《毛诗序》比较

在诗歌功能上,孔子教育弟子时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说法,汉代《毛诗序》指出,“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钟嵘在《诗品》中借用了两者的言说话语,却置换了言辞背后的涵义。此外,钟嵘提出诗歌可以陶冶性灵的新观点。钟嵘的诗歌功能说反映了从先秦、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新变——文学不再是政治、人伦教化的载体,而是拉近人与自然、现实关系,促进人与人交流的活动。

陕西榆阳石窑峁石窟第1窟明代壁画调查与分析

本文在充分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详细辨识石窑峁石窟第1窟明代壁画内容,并且分析了其中蕴含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认为前壁二郎神与城隍、关羽与土地具有护持道场的功能,反映了佛教信仰的民俗化倾向。左右两侧壁连同后壁已缺失壁画,构成以药师七佛为主体的药师经变,体现去除疾病、消灾祈福思想。壁画布局设计巧妙,技艺精良,将此前和同时期佛教艺术融汇贯通,又别出心裁形成独特风格,成为陕北地区罕见的明代壁画精品。

从敦煌《毛诗》写卷看清儒校勘经典的得失——以陈奂《诗毛氏传疏》为例

清代是校雠学的鼎盛时期,陈奂所著《诗毛氏传疏》是清儒研治《毛诗》的集大成之作,对《毛诗》特别是《毛传》的校勘成果丰硕,可据出土文献验证其校勘的合理性。敦煌《毛诗》写卷可以佐证陈奂在删汰衍文、辨正古今字、校理错乱等方面的成果,判定其部分疏失,而陈奂的校勘亦可助益敦煌写卷的整理与校订。

川派中医韩懋脉学思想探要

川派中医韩懋,由儒入医,医名盛于一时。所著《韩氏医通》在四诊中尤重脉诊,继承《内经》《难经》寸口脉诊、分定脏腑和五脏平脉思想,形成一套完整的指法,并进一步详述五脏平脉及其诊断意义。韩懋以右尺切诊命门之火,认为三焦为其流行通道,元气为其表现形式,命门之火为“呼吸之根,性命之蒂”。对于各家脉学思想,韩懋提出自身理论见解,批判继承、补充发展。除此之外,韩懋提出绢上习脉,为后代学习者提供脉学学习范式。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总结韩懋脉学思想,为中医临床提供脉诊思路。

原本《玉篇》引《诗》考论

原本《玉篇》引《诗》非常丰富,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本文通过例证指出,在版本方面,这些引《诗》可以考证汉至唐前的《诗经》著述体制。在校勘方面,因原本《玉篇》为目前较早引用《诗经》的文本,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在辑佚方面,可以作清代三家《诗》辑佚的重要补充。在提供异文方面,可以为重新考察清代辑佚三家《诗》的方法提供新的思考。同时指出,原本《玉篇》所引《诗》之经、传、笺文字与今传《毛诗》不同,除了有钞胥手误外,也存在顾野王为《玉篇》体例而故意改易传、笺文字的情况。

言内语境影响下的《毛传》直训训释词分析

《毛传》直训是随文释义的训释材料,因此在语境影响下,《毛传》直训体现为多种训释类型。其中言内语境激活同义单位之间的区别义素,《毛传》从语法属性、语义搭配等角度对同义聚合体进行辨异选择,结果便形成《毛传》直训训释词的多重设置这一现象。

上博竹书《诗论》与《诗经》学的几个问题

上博竹书《诗论》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为系统的孔门论诗之作。它的发现 ,对解决《诗经》文本的形成和传流及儒家诗教的传承和流派问题 ,特别是对解决《毛诗序》和《毛诗传》的渊源问题 ,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许多学者已就此作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研究和推断 ,其中 ,李学勤、廖名春、江林昌三位先生各自的研究观点很有代表性 。

论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诗学思想

唐初大儒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其对于儒家经典的疏解诠释涵括了丰富的诗学思想,尤以《毛诗正义》为著。孔氏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诗本论,强调诗歌社会功能与抒情功能的统一,形成了系统的诗学体系,奠定了唐代诗学的理论基础,对唐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孔颖达通过《毛诗正义》有意识地对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学进行扬弃、规范和整合,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并成为学子的教科书,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论先秦汉魏至六朝文学“抒情”概念的发展演变

本文围绕“固精”这一文化传统 ,考察其流变 ,认为汉代之前文学抒情均受其节制 ,而六朝文学形成抒情性特质 ,乃与此一先秦两汉以来悠久传统的断裂有着直接关系 ,为研究六朝文学特质 。

《毛诗正义》“诗缘政”的历史语境及其理论内涵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诗缘政"的诗学命题,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理论价值,启蒙有唐一代的诗学和诗歌创作。但长期以来却被研究者们所忽略。通过考察其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孔颖达时代的诗学现状来探究其理论内涵,彰显其理论价值和意义。

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

魏晋时期,发轫于政治与兵法的"势"被引入文学艺术领域而出现了意蕴十分丰富的"势"论,文理之"势"是其内涵之一。《毛诗正义》吸收了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中注重文辞义理的动向,将文理之"势"引入对毛传郑笺的解说之中,形成其阐释中的"文势"说。"文势"说重在解决经、传、笺之间的扌干格,而着眼于诗之意旨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从阐释方法上强调了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文势"说的意义在于,作为一部奉敕之作,它将魏晋以来本属经师个人的说诗方法经过官方的认肯而成为经典的说经模式,大大地扩展了影响。

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及其诗学史意义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诗小序》诗学理论中的妇女伦理与婚姻伦理研究

《诗小序》作为解说《诗经》诗歌的文化遗存 ,属于古典诗学的范畴。《小序》论诗 ,理性判断多于情感判断 ,体现了中国古典诗学礼法性的原初特征。我们把它概括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和宗教伦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小序》诗学体系中社会伦理的妇女伦理和婚姻伦理。两者不仅延续着至少自西周以来所形成的社会文化观念 。

《毛诗注疏》版本流变考略

《毛诗注疏》为儒家经典之一,汇集了汉、唐两代学者为解读《毛诗》而作的重要注释。本文对它的版本流变作了全面的考察和清晰的梳理,并指出了后世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部分失误。

论魏源的《诗古微》

清代著名的三家诗学者魏源的《诗古微》,是一部功力深厚影响较大的诗经专著,它在诗经研究史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作用。《诗古微》内容丰富,涉及面很广,本文并不是对该书的全面评价,而是偏重于从诗经研究发展史的角度,对该书进行选择性的重点评价,即比较王先谦与魏源对《毛诗》评价的异同,对魏源如何看待《毛序》与卫宏的关系,对魏源在《诗经》研究方法论方面的突破与贡献,对魏源的精微之见,作一些介绍与评述。

论史浩撰制《鄮峰真隐大曲》的背景与条件

《鄮峰真隐大曲》的撰制是出于应制的需要。南宋高、孝年间宫廷应制之风盛行,史浩作为宋孝宗"觞咏唱酬"群中的重要一员,应制经验丰富,相关作品也较多。史浩早年所历官职多有撰写应制文字的要求,表明他于此类文字颇为擅长,为撰制大曲作了必要的技巧准备。从宋代宰相参与宫廷大宴或曲宴的仪式来看,两任宰相的史浩因常常遇宴而熟于大曲体制,这是他撰制大曲的另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