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祖在上:民间信仰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与边界

随着国家权力的下沉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民间信仰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受到挑战。本文通过对湄洲镇“妈祖评理室”的田野调查,探讨了妈祖信仰在基层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具体机制及其适用边界。研究发现,妈祖信仰通过道德规范和社会规范的双重引导,构建了矛盾双方的共识基础,降低了矛盾的冲突性,有效促进了纠纷的解决。“妈祖评理室”通过环境设置和仪式设计,营造了一个基于妈祖信仰的矛盾纠纷化解场域。在调解过程中,通过妈祖信仰的文化影响力和道德约束,调解员能够有效降低双方的情绪对立,促进双方达成共识。然而,民间信仰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存在一定的适用边界,民间信仰需要在特定的信仰环境中与正式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才能实现对正式机制的有效补充,并实现对复杂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

双网互嵌: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以T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为例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协同化解需要行政调解网络与社会调解网络的要素协作与功能耦合,双维网络的互嵌逻辑为破解矛盾纠纷调解障碍、实现协同治理增量提供新路径。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生成理路包括三大核心节点:重组协同治理理论要件,追踪挖掘矛盾纠纷化解多元模式的实践行动与运行机制,以及形成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共同体。协同调解网络的互嵌融合有赖于共识塑造、制度设计、能力建构、条块结合等治理要素的共同作用,矛盾纠纷的多元调解机制及运行模式推动治理方式优化、网络关系重塑与多维空间缔结,激活并优化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调解体系。互嵌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为重建协同秩序、畅通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与协同治理的融合通道提供了新的实践进路。

系统集成与部门协同: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流程再造与治理效能——以浙江省A县“矛调中心”为例

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复杂化、综合化特征的背景下,调解资源的集中下沉集成和各类调解组织的协同配合成为基层矛盾调处工作面临的现实难题。浙江省A县通过组建县级“矛调中心”这一实体机构,实现了群众解忧的“最多跑一地”,是基层矛盾调处新的制度供给。通过系统集成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物理位移到“矛调中心”,并以部门协同的方式使各组织间实现资源互补和达成目标共识。“无差别受理”、事件协同处置、执纪问责作为关键运作机制保障了中心的高效运转和闭环管理。县级“矛调中心”树立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的矛盾调处理念,构建了党领导下的县级矛盾调处共同体,形成了从分散管理到集成服务的矛盾调处方式,是更好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具体实践。

纠纷分层过滤模式的探索与检视——以N市法院入驻矛调中心的实践为基础

随着纠纷数量的急剧增长,法院“案多人少”的困境不仅成为近年来我国司法政策和诉讼改革的主要目标,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民事诉讼法的修正。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合理构建来缓解人案矛盾也再度引起关注和重视。浙江近年来通过建设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矛调中心”所形成的分层过滤解纷模式,对此提供了探索经验和实践样本,不仅有效降低了案件数量,而且为法院转换角色定位提供了条件。通过观察N市法院入驻矛调中心的实践情况,可以进一步检视这种模式的优势、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作为一种新型解纷模式,矛调中心的分层递进解纷体系在运行管理、解纷资源、司法参与、分流机制等方面都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论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优化路径——以日本证券金融商品斡旋咨询中心为镜

我国从2016年起加强了证券行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试点和建设,在机构设置和规则创设上取得了进展,但现有机制仍存在不足与优化空间。日本在证券代表诉讼制度、诉讼文化以及金融监管模式等方面与我国相似度较高,其证券行业纠纷调解制度运行良好,尤其是证券金融商品斡旋咨询中心的相关经验值得我国参考。我国应以日本相关经验为镜,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增强对投资者的倾斜保护,提升调解组织中立性和权威性,优化程序分流,完善投诉调解衔接,提高调解协议执行力,最终达到优化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效果。

诉源治理的机制和原理

“诉讼爆炸”现象发生后,法院面临“案多人少”的压力,“诉源治理”的理念被提出并成为司法政策。基层法院参与诉源治理,主要通过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不同调解方式的衔接联动机制、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司法建议等一系列制度机制来保障。在矛盾纠纷的不同阶段,法院参与诉源治理的角色预设有所不同。然而,诉源治理面临一些实践困难:基层法院敦促其他机构协同配合的效果不佳,其他机构在法院主导下化解纠纷的主动性不够。“诉源治理”的成功典型,是“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及““一码解纠纷”在线平台”的建设和运行,其本质是在政法委的推动下,创生新的组织平台,并在新平台上聚合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资源。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不是法院,而是党委、政府。这种党政主导的诉源治理模式,发挥了党政体制的优势,生动鲜明地体现了党法关系原理。诉源治理工作由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法院参与并从中受益,这充分彰显了“党支持司法”的现实意义。

构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公正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为促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贸易、金融以及文化交流等在内的区域融合和全球合作,在多方面促进全球联结所做的重大举措。但西方个别大国为维护狭隘的本国利益,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贸易摩擦,让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国际经济合作和人类共同发展迎来逆流。在此情况下,构建"一带一路"公正合理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重大意义。尽管"一带一路"本质上为区域发展战略,然又不同于传统的区域一体化模式。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在突破传统的区域限制与闭塞的同时,也对现有的跨国争端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此,在分析目前国际争端机制的可行性与经验基础上,构建国际商事法庭、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以及国际商事调解机制互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断满足中外当事人纠纷解决的多元要求,形成一套公平公正、专业高效、透明便利且低成本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具有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