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阴阳秩序

本文试图探讨乡村治理文化逻辑从传统到现代的传承与变迁,这套逻辑包含了属阴的宗教信仰和属阳的儒家伦理规范两个面向。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存在一阴一阳两个操作系统,阳面是儒家伦理,阴面则是神道设教;宗教信仰和伦理规范的内在一致性构建了一种阴阳和合的治理秩序,并促成了贯穿国家与乡村的教化之治。而在现代中国,现代化使得神道设教基本崩解,乡村治理体系从阴阳和合到阴阳二分,这也成为当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之一。为此,国家尝试以产业化、非遗化和场所合法化等制度性方式重新吸纳民间信仰;与此同时,地方社会自发的民间信仰复兴也有效地激活了乡村治理的文化资源,其关键在于这种复兴所激发的地方自主性正是乡村共同体形成内生秩序的基础。本文认为,乡村治理应当继续赋予民间信仰等乡土文化发展的空间,从而发挥其低成本治理优势。

“周家台祠先农简”所见秦代乡民私祀的若干问题

“周家台秦墓祠先农简”披露了秦代乡民祭祀先农神的珍贵材料,对重建秦民间信仰具有重要价值。简文先后提到“先农”和“农夫”,在解读上引起分歧。“农夫”是以田畯为原型、与先农并存的农神。乡民先后祭祀两位神祇,符合古代祭祀传统。祭祷者除了用豚耳献媚神灵外,还借助交感巫术手段来驱使神灵助己致富,这种利己求富的祝祷行为符合历史真实。当事人不从众而独祠先农,反映了财富崇拜对祖先崇拜传统的冲击。秦代乡民私祀先农的习俗延续至汉代,堪称秦文化遗泽后世的重要遗产。

试论汉代民间信仰的实用性特点

汉代处于神祇崇拜的转型时期,民间信仰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在持续发展变化中,其实用性特点相较汉代之前得以充分凸显。这体现在民众对信仰对象的选择上、对神灵的创造和取舍上以及日常的祭祀生活中。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需求和价值,从实用和功利的角度对神提出要求,人神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论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与接受——以掠剩神信仰为例

以掠剩神信仰为中心,探讨民间神灵信仰的传播轨迹,神灵信仰与正统宗教的关系及其对传播的影响;并从信仰接受的角度,讨论信众的个体性因素对神灵信仰演变所起作用及二者间的互动机制。

地神信仰与泰国的国王崇拜——泰国国王崇拜的民俗学解读

泰国人民对国王的崇拜源自于泰国的原始地神崇拜,而外来婆罗门教与佛教思想的渗透及其最终与本土原始信仰的融合,则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对国王的崇拜。

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秩序的重构——以河湟地区丹噶尔藏人猫蛊神信仰为例

本文以河湟藏族的一支"家西番"(丹噶尔藏人)的猫蛊神民间信仰为个案,就其形态、信仰仪轨、功能等进行考察,在关注其对乡土社会影响的同时,对其在乡土社会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对乡土社会秩序的控制和规范问题进行了阐释。

张圣君信仰与两宋福建民间造神运动

张圣君历史上真有其人 ,其生活于两宋之交 ,在唐宋福建民间造神运动中被民众神化。宋代张圣君信仰及其传说一方面文人化的气息非常浓厚 ,这与文本记载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有莫大的关系 ,但另一方面又不时透露出张圣君亦巫亦道亦佛的原初信仰特征 ,这亦与当时福建民间造神运动的方式与民众择神的尺度相一致。

多元混溶:改土归流后土家族聚居区民间信仰的融合——以《控送诸神本章》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结合方志等文献分析新发现的《控送诸神本章》中各类神祇和祭祀仪式,从中可见,改土归流后多种形态的民间信仰进入土家族聚居区与当地原有的信仰整合,在唯灵是信的原则下被融合到以百姓为中心的生活圈、生产圈、想象空间等三个不同层次的祭祀圈中。它深刻反映了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包容性,本地区改土归流后的文化变迁,土家族聚居区民族走廊地理位置的特殊性等。《控送诸神本章》为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和角度。

试论当代民间信仰的变迁

当代社会,传统的民俗文化正经历着剧烈的变迁,许多民俗文化现象以极快的速度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而民间信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复兴的现象。新的历史时期,民间信仰出现了时代性的变化:个性化神灵的锐减;普世化;市场经济行为的大量渗入。民间信仰的当代变迁符合民俗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它的复兴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它为文化特性的保持提供一定的空间。

民间信仰对社区秩序的整合与调适——以湘西浦市古镇土地神信仰为例

土地神这一民间信仰是农耕文明时期民众对农业收成的依赖与祈求的产物,浦市古镇土地神信仰具有名称众多、遍布弄巷的特点。作为民间信仰的土地神信仰在社会转型时期起到缓解民众焦虑心理,满足民众基本精神需求的作用。在现代社会的社区治理中应当引入文化治理的策略,构建民间信仰参与的多元共治机制,通过文化重构使其文化调适与整合,从而纳入新的文化体制中,重构出一个为新生活方式服务的有序体制。

林美容教授在民间信仰研究中的开拓与创新

林美容教授继承前人对祭礼圈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在革屯镇的调查案例，成功地把祭礼圈和地方组织结合起来考察，把对祭礼圈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与此同时，她还对当地彰化妈祖信仰组织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开创性地提出了信仰圈理论。在此基础之上，进而对台湾汉人的文化心理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

论唐代的山神崇拜

山神崇拜是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是个多山的国家 ,自古以来盛行山神崇拜。唐代是山神崇拜的重要发展时期 ,山神崇拜现象非常普遍 ,类型多种多样。唐代的山神崇拜具有明显的多功利性特征 ,由于人们在对山神顶礼膜拜的同时 ,赋予它许多功能 ,以满足各种人群的不同需要 ,所以山神崇拜也是当时现实社会的曲折反映 ,构成当时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

礼贤城隍庙:地方历史与区域文化的“记忆之所”

当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与日常生活发生脱节时,人们往往通过保护一些过去留下的文化遗产,试图留住传统,加固文化记忆。礼贤城隍庙原本是个民间宗教场所,但在它被列为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之后,这里也变成了一个当地人寄托怀古之情和确认文化身份的公共场所,也就是一个浓缩了当地历史和区域文化的"记忆之所"。复兴后的城隍庙会,也不再是纯粹的宗教性节日,而变成了一种带有象征性和表演性的当地文化资本。认识到城隍庙的这一功能演变,当事人及主管部门应抛开各种政治包袱,尽力去挖掘和恢复传统的民间信仰文化,让这些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能在新的文化语境中重放光彩。

雷州与雷神传说考

在我国古代神话的谱系中，雷神的传说可谓是源远流长。不过，雷神在先 唐的人格化与世俗化的进程中，已经传出了民间崇拜与庙堂造神两者的不和谐之音。到了唐宋时代，随着我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雷神传说逐渐与多雷的广东雷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入宋之后，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包括寇准、苏轼、李纲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前后来到了雷州，并在雷州生活。通过他们有意无意的宣传揄扬，雷州遂逐渐成为雷神传说发展和流传的中心之一。元明清之后，在雷神传说中早就存在的官方意识与民间信仰进一步发生裂变，并多少透露出民智日开的近代意识来。于是，这一时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雷神，也就越来越具娱乐之意味了。

民间神灵信仰下的民众意识——以温州为例

温州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族群构成,造就了其复杂多样的民间神灵信仰。蕴含在神灵信仰下的民众意识有:对自然的依赖、慎终追远的宗法、孝悌道德伦理、美好人格追求等。挖掘温州民间神灵信仰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不仅对保护温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大价值,而且对促进温州地区的民众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也有重要意义。

《太郡宝卷》和五通神信仰的变迁

《太郡宝卷》编成于清末民国时期,现仍宣讲于江苏张家港市杨舍地区的"佛会"活动中,它在"五通神"转化为"本堂"神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了去邪返正、重塑信仰的联结作用。

紫姑信仰的形成及其传承流变中的文化思考

紫姑信仰这一古老民俗,是在人类社会为满足其生存的多种需要和力求自身发展的民众心理驱使下,通过漫长岁月的循环积累而形成,其形式、其功能也在民俗文化演变的过程中经历着兴衰消长的嬗变,并在中国民俗文化史上留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本文通过对紫姑信仰这一古老民风习俗的追本溯源,旨在从其发端的滥觞、活动轨迹和传承路线中,探索其生衍传承流变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从而揭示出其独特的民俗文化模式和规范。

汉晋至唐岳神司命信仰谳论

在民间信仰脉络中,先秦"泰山治鬼"说在汉代演化为泰山司命信仰,逮至晋唐,泰山主治生死的职能更为细化,形成以泰山神为首的地府衙署。作为岱宗,泰山司命信仰自然会影响五岳。东汉时泰山裁定生死的职能已投射到五岳。至唐代,岳神司命信仰流布更广,信仰内涵渐趋丰富,更多折射出世俗化的信仰诉求。与民间岳神司命信仰发展理路不同,汉唐道教将泰山治鬼说与道教神学思想结合并加以创发,道教岳神司命信仰由此别具特点,具体表现为泰山司命的重要标识——泰山死籍形成、岳神司命信仰与五岳真形图信仰、五岳真君信仰相融合。

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水神信仰初探

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洪涝灾害频繁,民众苦不堪言,因此,围绕水体产生了诸多水神信仰。鄱阳湖区民间水神有自然水神、人格水神和动物水神,并呈现出本土化、多元化、功利化、政治化色彩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鄱阳湖地区民间水神信仰信众广泛,庙宇广建,至今犹存。究其主要原由是民众精神上的渴求、民间水神的灵异、慰藉百姓禳灾的心理、国家祭祀的导向作用和文化控制与维护社会稳定。

从民间宗教信仰看中泰文化交流

本文通过对中泰民间宗教信仰的10个事例进行比较,探讨中泰两国民间文化交流的轨迹,并总结出文化交流所遵循的一般规律。由此证明中泰文化交流在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水乳交融、民心相通、和谐相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